史坦国际STANCHINA

第三场“新媒体与法律、社会变迁”主持人约翰·雷奇曼教授：我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雷奇曼，是本届讲坛第三个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的主持人。

在我们今天的研讨中首先提出的有关媒体的理论问题，我想还是会继续讨论下去。而在现在这一环节中，演讲者将主要针对新媒体与法律、社会变迁的问题。从这一点而言，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有相似性的，当然这样一次全球性的会议要求我们必须从不同角度去探索新媒体理论。

我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下演讲者，第一位演讲者是本杰明·李普曼教授，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以及中国法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研究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内容不仅涉及媒体，还包括中国法律机构改革的过程。第二位杨国斌教授是《中国互联网的力量》一书的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教授。

为了使我们的讨论环节更为顺畅，我已经先对演讲者都作了介绍。现在，我们就首先有请本杰明·李普曼教授做演讲，随后是杨国斌教授。（全场鼓掌）

如果仅仅因为媒体的干预就让司法改变了决定，这是有害的，不值得庆贺

谢谢大家，我想先借此机会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感谢各位的到来。

这轮演讲已经是今天的最后一轮，大家已经在这里度过了6个多小时。

我也要特别感谢讲坛的主办方———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我想借此机会说，我五六年前在中国做媒体研究的时候，贵集团的很多朋友给我提供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今天我也很高兴欢迎你们来到哥伦比亚大学。

我要讲的内容与今天到目前为止的演讲有所不同。我们在各位的演讲中多次听到“理论上”这个词，在我的讲话中只会提到两次，我已经说了1次。

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媒体与法律的关系”，谈谈我个人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和对此引发的思考，我讲得尽量简洁，以便留出时间听听大家的反馈，并进行讨论。

尽管这里是我所任职的学校，今天在这里演讲，我还是感觉到很紧张。因为，当我到现场的时候，大概有差不多8位记者过来向我采访，所以我很有压力。在座的听众中有很多是媒体记者，大家对于中国媒体的了解远胜于我。

我先把我要说的框架介绍一下：首先是媒体如何影响司法；然后我将谈一下由此引发的反应，即司法是如何影响媒体的；最后我将谈一下这种关系的意义以及它对于总体治理趋势的意义。

现在我先讲媒体对司法的直接影响。今天已有嘉宾谈到媒体在过去15年或20年中经历了巨大的演变。我这里讲的媒体不仅指传统印刷和电视媒体，也包括互联网。

说到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有好几例案子涉及媒体纠正不公现象。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六七年以前发生的孙志刚案件，你们大概都听说过，就是一位被当成“三无”人员的大学生在收容过程中被伤害致死的案件。由于媒体的报道，肇事者被绳之以法。最终，这一事件还促使中国农民工养老金制度发生重大改变。（编者注：孙志刚案件促使的应是中国收容遣送制度的改变）很多中国人认为这一案例几乎达到宪法改革的意义：媒体不仅为个人伸张了正义，还改变了相关制度。

最近也有不少类似的案子，所有这些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开始是地方报刊上刊登一条消息，随后主要媒体开始报道，这些案子也展示了新媒体，如互联网、博客、社会网络较之于传统媒体更大的威力。而这些案例的发展情况也都显示了媒体的威力，公共舆论的威力。

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媒体人士由此庆贺这一媒体的胜利。但我认为，正如我在好几篇文章中所述，如果仅仅因为媒体的干预就让司法改变了决定，这是有害的，不值得庆贺，因为媒体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代替法治。

当然，媒体的参与也在有些方面帮助了司法的发展，比如鼓励创新和提高人们的法治观念。

中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媒体的相对地位在削弱，这是一件好事。媒体开始注重客观的报道，训练其记者准确报道

我现在谈第二点。

近年来，我还注意到，也有普通公民就报道的事实方面，对媒体甚至对强大的主流媒体提出诉讼并打赢官司。西方一般人不太能相信。其实这显示了中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媒体的相对地位在削弱，这是一件好事。

这种状况促使媒体更注重客观的报道，训练记者准确报道。有些传媒单位有自己的法律顾问或律师，发表文章前会让自家律师看一下。你们以为只有法学教授会说发表前让律师过目的话？其实由于建设法治社会的原因，中国媒体正在不断走向专业化。

我现在简要地谈第三点。

我不从法律角度，而是从政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西方政治学的一个研究课题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那么坚韧，那么成功，越来越强大？

为什么呢？有很多理论在解释这一现象，比如有人说是因为现今的中国共产党更制度化了，更按照规则办事了。我想补充的是，我认为当今中国司法和媒体的关系，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正在完善全方位的监督机制，不仅包括媒体、司法，还有纪委、人大、信访中心等，从而努力形成一种社会良性机制。

所以我认为，目前在中国，在共产党的总体领导之下，媒体和司法都在相互发挥积极作用。

这也证明了，从理论上来说，在追求国家稳定的大框架下，中国正在创造一个横向的全方位的互相牵制、互相平衡的机制。

按照西方理论家的意见，纵向问责制对横向问责制是个很有必要的补充。

我认为，中国最近几年产生的监督，不管是媒体监督还是法律监督，都是实实在在的监督，绝不是停留在形式上的。这种有意鼓励产生的横向机构之间的监督，也许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在过去可以如此成功，而且可以在未来继续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

好了，我就说到这儿，我很乐意回答大家的问题。如果有人对我的观点提出挑战，我也很欢迎。（摘自第二十八届文化讲坛实录）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本杰明·李普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