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思源:中国政改需要双管齐下
 
 

——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史坦国际STANCHINA

 
 

我今天的发言是要作为一个作者表示对《炎黄春秋》杂志社、对杜老的支持。今天在座诸位的发言和最近这段时间论坛上对形势的估价,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危险时候怎么办?尤其是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前夕,我们能不能够挽救危局?我想有一个时期是可以挽救危局的,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前夕,曾经在北京要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故意到杭州去了,刘少奇按惯例在北京主持工作,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全部到了北京,然后,刘少奇请示毛泽东要按原定计划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不作答复。这个时候有很多人鼓动刘少奇,既然按原定的计划开会那就开吧,但刘少奇在毛泽东不吭声的情况下就不敢开。尔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乱起来了。那是可以避免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的最后关头。现在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来挽救危机呢?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有什么主意吗?有主意可以说说……。你们不说我说。我的意见:挽救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让中华民族重新进入灾难。怎么没有人响应呢?对不对呀?(听众鼓掌,有人高呼:”)既然大家都知道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干等着。我们不能搞暴力革命,我们不能让天下大乱,我们要搞改革,重点就是政治改革。今天上午大家讲得很多,现在是边吃饭边听我发言,所以我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讲得很详细——我就讲一个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需要双管齐下:一是国家宪政;二是党内民主。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没有触动党内领导制度的改革,所以很多方面的改革有得有失,效率亟待提高。党内的改革有没有方向?当然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起来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基本路子是:分权制衡。但是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以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俄国共产党都是走着集权制道路。集权制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集权制害了共产党,害惨了共产党!在集权制度下,斯大林排斥异己,把列宁的战友差不多都杀光了。我们在政策上向苏俄一边倒,路线上、制度上也一边倒。我们的干部、我们的老干部,几乎没有人不被整过。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集权制。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党内的集权制。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呼吁,现在有很多文章、很多讲话都提出:要克服集权制的弊病,要分权制衡。当务之急,可以做的工作,还来得及做的工作是中共十八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今年召开,我们在此关头不能无所作为啊。作为共产党员要关心党代会,党的改革最好的时机就是党代会。到明年再研究这个问题就晚了嘛!明年讨论又要再过五年才能表决嘛。共产党今年要开党代会,希望今天在坐的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来关心这件大事。

党代会的议程之一是修改党章。中国共产党党章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能不能修改?大家可以讨论嘛。譬如说,最高权力机构问题就值得研究。现行党章规定,最高权力属于哪个机构?朋友们、同志们,请大家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什么呢?这位先生回答说,是中央委员会。这个答案对不对呀。不对,这位女士回答正确,何方老先生和这位杜星女士回答的完全正确。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不是中央委员会,而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请问我们的党章用什么措施落实这条呢?——五年不开会。第一年开一次党代会然后到第六年再开一次,这能落实最高权力机构为党代会吗?我看党代会的权力没有落实而是落空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所有灾难的根源之一。对此,我们的党章可不可以作出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五年为一届当中,不妨一年开一次大会,每年开党代会来检讨中央的工作大有好处。这是我曹思源瞎想的吗?不是的。全国著名的党史教授、国际共运史教授在座,可以作证。党代会每年开一次是有先例的,1871年马克思亲自执笔的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就明确规定每年召开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以列宁为首的俄罗斯共产党也始终坚持党代会年会制。党代会年会制的目的在于保证党代会是党的权力中心。但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逐步将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最后甚至十多年都不开党代会,以至于党内民主根本无从建立。所以我建议今年十八大修改党章,把党代会的最高决策权与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权作出明确划分。为了使党代会能够名副其实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应该每年开一次党代会,实行党代会年会制。这除了马克思、恩格斯老祖宗的根据之外,中共八大也是这样规定的,只是后来因故没有实行。现在有必要恢复和落实党内的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哪三权?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没有常务委员会不能处理决策机关的日常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党代会的决议)、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党的纪律执行情况)。在这些条件之下,或许能够挽救我们面临的危局。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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