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乃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执政党地位使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各级政府、人大、政协以及各类、各级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内设立党组或党的各类机构，使党的意志在其中得到贯彻，继而实现对国家全面的一元化领导，这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最根本的特征。这就出现了一个规律，并一再被共和国的历史所证实，这就是：当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体现了人民意志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国家就兴旺发达；而当中共的领导出现问题时，灾难就会遍及全国上下，各行各业。

这一规律在今天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大力发展国企集团的政策，使得自己手里积累起来的可以调动的资源远远胜过既往，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于是，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盛衰、人民的幸福与悲哀从未如此紧密地和这个党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和社会负有无法推卸的巨大责任，甚至会深刻影响世界。

与此同时，在建党九十周年的颂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有另外一番思考。6月26日，在广东省委办公厅举办的“党员生活会”上，他强调：“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更有利于长期执政”，“不要让太平盛世麻痹忧患意识”。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执政党，但与此相伴的是，危害这个政党和整个国家的巨大危险也展现在我们面前。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权力和市场结合、特殊利益集团、社会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愈演愈烈，广大人民群众未能分享改革成果，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状况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问题上，表现得还很严重。温家宝总理不久前在英国访问时也指出：“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这一切必须从执政党的现行政策中去寻找原因，也充分证明了共产党自身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前夕，深圳经济特区的先驱者、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在接受采访时称，自己是“积极主张改革的人,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认定，现在的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进行这场改革。本着这样的初衷，我期望执政党当前能够在下列领域实施变革：

——逐步实现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和党代表常任制，这既是列宁时期苏共的成功做法，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就已经实践了。这可以扩大党内民主，继而实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政策目标。

——在宣传工作领域，当前应该重点突出和保护舆论监督。实际上，舆论监督是最好的“维稳”手段；更重要的是，这一手段可以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来支持改革，同时可以使党保持开放性，而开放性是有效防止、遏制利益集团产生和壮大的利器。如果中央认为有风险，可以先在部分城市先行试点，包括新闻法的试点和探索，在实践中修改、完善后，再逐步扩大至全国。

——在政法工作领域，当务之急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不能动辄把群众合理的不满列为“危害稳定”的因素，更不能以“维稳”为理由破坏法制，二是建立以沟通为特征的矛盾调解机制。

——在组织工作领域，在保留干部的“委任制”、“党管干部”原则的同时，引入人民认可的原则，把目前已经比较广泛使用的干部任命公示程序公开化、选举化，并将结果公开，作为干部能否任用和继续留用的主要标准之一。

最后，在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打破“姓社姓资”的精神枷锁，管他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而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应该奉行不问“左”与“右”，只管是否有用的原则。

此外，为实施上述变革，我们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使我们能够赢得这场变革所需要的时间。在这其中，如何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应该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作者为新闻工作者、外交部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