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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闻出版总署对“转企改制”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制定，中国出版界正在做好各种准备告别过去非事非企的尴尬局面，迎接这一期待已久的“华丽转身”。而期间也涌现了一大批出版企业，他们走在改革的前沿，积极探索改革的道路。当完成转身后，他们并没有止步眼前的成果，而是继续开拓前进的路径。本期人物特邀中原出版传媒投资集团董事长邓本章与您共同探讨“转企改制完成后，我们该如何发展？”

转企改制带来的新气象

《中国出版》：转企改制完成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集团的公司体制和相应的运行机制与过去相比，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邓本章：2007年12月，河南出版集团完成整体“事转企”改革，成立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153家所属单位于2008年完成公司化改制登记，初步形成了以产权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目前，我们正在按照新体制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内部运行机制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新的体制机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显现出优势：

一是体制变革所激发出来的发展动力。改制前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活”得很难、“死”也不容易。改制后成了企业，是“死”是“活”取决于市场，虽然压力和困难变大，但也有了“向死而生”的生存和发展动力，这既是被改革“逼”出来的无奈选择，也是通过改革促使出版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的最大优势所在。

二是工作目标的清晰化将更加有利于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出版社改制为企业后，成为了市场主体、投资主体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主体。而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是企业存在的基本动因和天职，没有经济效益，就没有资格去讲实现其他目标；实现了经济效益目标，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完成企业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改制将使出版业内过去发生的此类争论以及模棱两可的结论尘埃落定，将更有利于专注核心工作目标和实现出版工作的社会效益。

三是新的决策体制和用人、分配机制将有利于提高出版产业的科学发展水平。目前，我们正在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着力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建立适应公司化、市场化要求的内部机制。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互相制衡、权责明晰、灵活高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将进一步提高集团战略决策和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在用人和分配制度方面，人员的聘用、辞退，将全部依照《劳动合同法》办理，能进能出，通过提高从业人员的流动性改善人才结构；收入分配将彻底告别事业单位职员工资制度，代之以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以业绩为主的考核制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激发企业内部活力。改制后新的体制机制都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集团产业的科学发展水平。

四是组织形态的变化将有利于集团产业的进一步扩张壮大。转企改制将使出版单位摆脱部门所有、“只生不灭”、“不娶不嫁”、全凭自然成长的封闭状态，通过股权多元化改造和上市融资等方式进入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按照市场规则，以资本为纽带，灵活运用联合、购并、重组、引资、参股、拆分等手段变化组织形态；企业内部的事业部制、母子公司制及组织扁平化等组织机构变革措施和结构调整、资源整合，将有利于实现出版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些都将促使出版企业走上快速扩张壮大之路。

积极探索扩张壮大

《中国出版》：扩张壮大无疑是出版企业发展重要目标。那么在如何实现扩张，如何取得壮大发展上，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邓本章：一个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消费需求和投资拉动，文化产业同样如此。当代西方传媒产业已体现出大规模经营、大工业生产、大资本投入、高科技手段、高效益产出的产业发展特征，我国出版传媒集团要迅速做大做强，依靠自身的产品经营和生产经营来实现积累和扩张，速度太慢，短时间内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必须进行资本运营，尽快提高资产经营能力，以此带动业务、规模和效益的扩张。对大型出版企业来说，目前主要是解决融资问题。按照资金来源的不同，融资可划分为权益融资与债务融资两种类型。权益融资是指企业通过扩大所有者权益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主要包括发行股票、吸引风险投资等；债务融资是指企业通过增加债务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主要包括银行贷款与发行企业债券等。

《中国出版》：谈到融资，总绕不开“上市”。当前，很多出版单位在完成转企后，纷纷选择了通过上市之路来扩张壮大，在您看来选择这一战略决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邓本章：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积极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那么，什么算是条件成熟？我认为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对企业上市的条件要求，除了股份制改造、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等条件外，还包括企业的规范化运营水平。选择上市就等于选择了规范、选择了公开、选择了透明，能否达到上市条件，就是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做到“阳光透明、无菌操作、规范运作”。另一个方面，一个出版企业是否符合上市条件还要从上市目的来判断。从本质上说，企业上市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上市改变企业的股权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提高企业的运营水平和发展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上市是转企改制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完成转企改制就应该考虑企业上市问题。上市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以出让部分所有权和利润为代价，在股票市场上获取新的发展资金，也就是用股权换资金。因此，出版企业上不上市还要看需不需要融资。对以产品经营为主的传统出版业来说，产业发展对于资本的依赖性不是很强，一般通过债务融资（例如银行贷款）就可满足需要，但是，在当前我国出版业的转型升级阶段，需不需要融资不但要看企业的经营现状，还要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扩展、经营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竞争态势来衡量产业发展对资本的需求，也就是说要看企业有没有长远性的发展战略。同时，股民是要求投资回报的，有发展战略还要看能否实现，有没有赢利潜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出版企业是否具有符合上市的条件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有没有长远发展战略和根据发展战略是否需要大规模地融资，二是在集团产业发展中有没有赢利潜力的项目。

《中国出版》：目前集团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和打算？

邓本章：转企改制完成后，我们就启动了集团公司上市工作，经过充分调研、政策咨询、路径选择、反复论证，决定通过借壳实现上市目标。按照有关政策和法律程序，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于2009年3月18日通过司法拍卖获得焦作鑫安部分股权并在深交所完成股权过户，成为焦作鑫安第一大股东，目前正在进行重整计划执行，在实现焦作鑫安股权分置改革后，通过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定向增发注入资产，力争2010年上半年完成复牌上市。

《中国出版》：作为地方出版集体要做大做强，可能还需打破地域限制、打破业态限制，除了我们讨论的上市之路外，我们还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在这两方面有所突破？

邓本章：随着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跨地区兼并重组已成为地方出版集团加快跨地区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例如江西出版集团出资80％控股中国和平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和中华工商联出版社合资成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公司兼并重组海南新华书店。可以预言，借助资本的力量进行跨地区兼并重组，将成为我国出版业打破地域限制、打破地方割据，实施跨地区发展的一种主要途径，并且，未来出版集团的并购将不会像起始阶段主要是对一些效益不好出版单位的兼并，更可能的是一些效益好的出版单位之间的互相兼并，通过这种强强联合，将在中国催生像培生、汤姆森和兰登书屋这样的大型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和大众出版企业。这也是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实施跨地区发展战略的主要着力点。

关于打破业态限制、实现跨媒体发展问题，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管理体制、二是技术手段。长期以来受媒介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媒介条块分割，形成了森严的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封锁，媒介资源无法通过市场实现优化配置，使得跨媒体经营很难进行，这是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需要出台真正能够打破按部门、按行政区划和行政级别分配媒介资源的传统体制的具体政策，否则任何企业自身很难实现实质性的跨媒体发展。对于传媒企业自身，目前关键是要解决好跨媒体发展的技术和赢利模式问题。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正着力于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开发应用，努力通过产业技术升级，构建集团跨媒体整合资源的统一平台，促进由传统出版向现代数字化出版的转型，将出版内容通过转换表现方式和载体形式向其他媒体延伸；同时，我们也将更加重视对数字出版本质和特点的把握，根据不同的出版类型和市场需求特点，探索建立有效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积极推进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步伐。

国有民营合作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中国出版》：也有不少出版集团选择通过借助外力——与民营出版工作室开展合作，给出版集团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在您看来这种合作形式的可取之处有哪些？

邓本章：我国民营书业从上世纪80年代起步，经历了不太规范的初期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其形象和生存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与国有出版单位的合作也由初期阶段以教辅合作为主而转入大众读物和专业图书的项目合作。《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这是一次重大的政策突破，将十分有利于提高我国出版业的市场化程度，缩短出版业向市场转轨的进程；同时，这种合作还会给国有出版企业带来资金流和人才，将有利于提高出版企业的经营活力和提升出版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毫无疑问，对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合法地位的承认，对国有出版业将产生强劲冲击，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中国出版》：目前，中原传媒集团有没有与民营出版工作室合作的意向？如果开展这样的合作，您觉得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

邓本章：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将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在原有项目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与民营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层面的合作方式，同时，也将高度重视并解决好合作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是必须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坚决杜绝内容低俗、质量低劣，甚至政治倾向错误的出版物的出版；二是避免买卖书号行为，不允许出版社简单地采用买卖书号的形式进行合作，否则将使国有出版单位的出版发行能力日益萎缩，形成空壳化；三是要严格依法经营，绝不允许在与民营出版工作室合作过程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例如可能发生的偷税漏税行为）。

中国出版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国出版》：上面我们谈论的一系列问题，可以说都伴随着出版体制改革而出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中国出版业的“后转企改制”时代即将到来？

邓本章：中国出版业将进入“后转企改制”时代这种说法有待商榷，起码有两点不容我们这么乐观：第一，我国500多家出版社和数千家报刊社，目前已完成转企改制的有多少家？可能一半都不到，虽说国家规定了“时间表”，但任务还相当艰巨；第二，转企改制的出发点是重塑市场主体，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主体，不仅仅是看你在税赋、财务和劳动、分配上是否按企业政策执行，更重要的是要看一个经济组织的产权关系是否清晰、产权结构是否合理、法人财产的独立性是否得到保障、适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否健全，在这些方面很多转制为企业的出版单位还远远达不到独立市场主体的要求，只改变组织形式而组织内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则谈不上真正完成了转企改制。但是，伴随着转企改制的渐行渐深，中国出版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充分准备。

《中国出版》：那么，最后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中国出版业将进入怎样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邓本章：我们可以从经营变革和市场竞争格局上，对这个新阶段有这样几点分析：

第一，经营方式专业化。出版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具有十分鲜明的专业化、品牌化经营特色，根据市场需求，强化专业经营，垄断核心业务的细分市场，是国际出版传媒企业的基本战略。比较而言，我国出版企业缺乏通过市场竞争、自由选择而形成的专业化经营。随着出版业转企改制和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接轨，出版企业将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分析市场需求，并依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和生产能力，寻找、选择、发现和创新细分目标市场，坚持在目标市场上做精、做细、做强、做大，专业化、品牌化经营格局将逐步形成。

第二，出版竞争市场化。通过这些年的市场化竞争，我国的出版市场格局逐步清晰合理，但从整体上看，产业集中度仍然偏低，市场化竞争还不够充分。随着转企改制工作的逐步完善，将更加有力地把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营性出版单位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并通过进一步的体制创新，推动企业重组、集团化建设和股份制改造，培育新的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我国出版产业的市场化竞争格局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第三，产业增长资本化。截至目前，我国出版业还基本停留在产品竞争和经营规模增长阶段，企业的竞争能力是以产品销售额、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为主来进行衡量，产业增长主要依靠经营规模增加和经营效益的提高来拉动，企业的成长性、社会影响力和资本价值尚未得到重视，资本对产业增长的贡献尚未得到体现。转企改制完成后，随着产业退出机制的建立和投融资制度的逐步完善，企业间的兼并重组、企业上市进入证券市场，以及开展债券、风险投资等多种融资渠道和方式，资本将在产业组织的分化组合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产业竞争中将代替产品扮演“主角”，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出版产业的增长方式。

第四，产业组织规模化。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的品种规模和生产能力位居世界前列，但就生产企业而言，我国还缺少能够主导国内市场竞争、挑战国际出版巨头的大型出版实体。这是我国出版业在转企改制过程中和转企改制之后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联合重组，加快培育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这标志着新一轮全国出版产业组织调整的大幕已经拉开，这次产业组织调整将催生规模、实力更加强大的出版龙头企业，推动我国出版产业组织向规模化、高集中度方向发展。

第五，产业发展国际化。加入WTO后，在我国出版业对外开放、出版市场逐步国际化的同时，我们也在努力走向国际市场，“走出去”已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一项战略选择。通过转企改制、确立独立市场主体地位，出版企业的国际化竞争意识将进一步加强，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自觉性将进一步提升，不仅在国际化的产品贸易、版权贸易方面规模将越来越大，包括资本、股权层面的合作也将逐步展开，方式将更加多样，我国出版业将从各个层面融入到国际化发展的轨道上来。

《中国出版》：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来源：《中国出版》

本报记者：袁国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