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9日，在胡锦涛、习近平、李克强出席的全国民政会议上，温家宝提出：“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这种政策思路，已在几个省市逐渐落地。再过三个多月，广东将放开涉及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社会服务、涉外组织等八大类NGO的登记，不再设主管单位。

给社会松绑，就是给公民权利松绑。将一切能够归还社会的权力一一归还，才会生长出一个不仅可以自我治理，也足以监督与襄助权力合法运行的强社会。在人民与政府之间，我们乐见一个更平衡格局的逐渐形成。

这对下一步顺利改革生死攸关。在任何一个转型社会，财富与权力的过度聚集总会带来严重后果。弱者更弱，强者恒强，在天悬地隔之中，正义的天平将更为倾斜，缺轭或脱缰的权力难免肆意妄为。诸多转型国家的教训提醒我们，毫无底线地破坏改革正义的行为，容易给改革蒙上污名。寡头逐渐坐大，民粹势必横行。两者相互激荡，整个社会将伊于胡底。

毫无疑问，我们要避免这种局面。改革之难，难在既得利益已经成形，仅靠开明官员来推动，举步维艰。在维稳压力与民众诉求之间，广东、四川、浙江、重庆等地在土地制度、住房保障、社会发展与民主政治方面，展开了一系列探索，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更是纷纷面世。不少探索已有成绩，但有一些改革，由于缺少“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要么行之不远，要么扭曲变形。

不能说人民尚在蒙昧之中。这些年，民众对权利的追求往往惊心动魄。旱鸭子纷纷下到游泳池，有时难免泳姿不美，政府就当像向社会放权这样，顺应大势，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民众学习自我治理，循法治途径，深度参与国家权力运转。

的确，开放与改革取得了成就，公民自由增加，社会财富一日千里。当今中国，信息已经铺天盖地了，但公众还需要获知一些更关键的信息。自由已经极大地扩展了，但公众还需要进一步落实自身权利。

要防止寡头，权力便当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更阳光地运行。要防止民粹，我们也要学习如何更好地做一个公民：不仅要讨论个税起征点是否应提高到5000乃至8000，更要关心税收法定原则是否得到遵守，征税权如何才能有效控制在人大手中；除了热议明星代表委员，也要反省两会本身尚需何种改进；各种思潮迭起，不仅要认清极左或极右言论，更要促动良性的司法过程运转，厘清言论自由的空间与边界；不仅要讨论国企是否盈利，也要思考国企对国民的全部意义……

恰如决不能神化“政府”，我们也不应神化“人民”。掌权者容易滥用权力，但决不会凡官必坏，是富必脏。甚至，“人民”并非永远聪明，否则“文革”式的“大民主”也不会如火如荼。但正因如此，权力才要被限制，以免挑动群众狂欢，信息才要充分流动，以免民众偏信一面之辞而被那些失控的权力挑动。克制是权力的最大美德，而有限的权力才真正懂得克制。一切良俗与法治，奠基于此。

人们关心财产，关心自由，督促政府，说到底，是关心自己的权利与作为共同体的国家的正义与强盛。

这便是我们期待的方向。我们乐见各个地方政府不同的试验，只要这些试验遵循正确的宪法理念，没有破坏公认的基本价值，只要这些试验不是在重蹈“文革”覆辙，不以牺牲一些人的基本权利来满足另一些人的愿望——正当的愿望也需要正当的途径来满足，恶的手段不仅难以带来善果，反倒因其恶，抽空了善的根基，侵蚀了善的美名。

我们理应以善止恶，以善致善。这才是我们期待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