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格森：贪婪不是危机的根源

史坦国际STANCHINA

尼尔·福格森(Niall Ferguson)的声音近年来可谓“充斥”全球媒体。生于1964年的他，如今俨然已经成为全球颇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制造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概念，比如“中美国”、“动荡轴心”，等等。福格森文笔华丽，叙述方式独特，能用非常生动和流畅的语言把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政治讲得深入浅出，是少有的能够通过畅销书和电视成功推销自己观点的学术明星。

　　1995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纸与铁》，此后他的高产令人瞠目结舌，《虚拟的历史》、《战争的不幸》、《罗斯柴尔德家族》、《现金关系》、《巨人：美利坚帝国的兴衰》、《帝国：英国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等等。他以罕见的学术雄心梳理着金融与战争如何塑造了近代世界以来的500年历史。这一切都铸就了他明星教授的光环。

　　2000至2002年，福格森在牛津大学任政治史和财经史教授。2002年，被纽约大学重金挖角，除了为福格森提供比原来高几倍的薪酬，纽约大学还任命他为名誉教授，并给了他一幢舒适的花园别墅。2004年，时任哈佛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又把福格森从纽约大学“请”到了哈佛。2007年，他开始在一家对冲基金公司GLG Partners担任咨询人。同时，他还是《金融时报》的客座编辑。可谓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时代》周刊2004年(也就是他40岁那年)把他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

　　他在2008年底刚刚出版了《货币的崛起》，该书的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为此，本版邀请李巍、周寅婕与福格森就他的新书和目前的金融危机进行了对话。福格森有自己立场和历史观，他的观点我们未必同意。因此，这篇对话中所体现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版立场。

　　自由的金融促进经济发展

　　《21世纪》：你在书中提到，贫穷不是由于贪婪的金融家剥削穷人的结果。它更多的是与金融机构缺乏也就是与银行缺乏有关，而不是他们的存在。在今天金融危机的环境下，提出这种观点似乎比较危险。很多人认为，正是华尔街的贪婪和盲目扩张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华尔街银行家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时候通过政府的监管对他们进行约束了，你怎么看？

　　福格森：我认为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华尔街承载了过高的风险，支付了太多的费用，并使用了过多的财务杠杆……这些导致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全球范围内的损失难以估量。至今很多人得出的结论都将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贪婪和金融自由化。贪婪并不能解释问题，因为它一直都是人类的特性。金融自由化的说法则有夸大其词之嫌，因为银行远比对冲基金要规范得多。那么到底是什么引起了危机？是银行。欧洲银行相对于美国银行来说要更加规范，但谁的表现更差？是欧洲的银行(根据IMF最近的观点)。所以这个关于贪婪和金融自由化导致危机的观点相当值得怀疑。在我看来，美国联邦政府在2002年10月到2004年4月之间所犯的错误——即在同期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2%，美国城市房地产价格上升12%-18%的情况下，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1%——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想再次重申我的观点：贫穷不是由于贪婪的金融家剥削穷人的结果。它更多的是与金融机构缺乏也就是与银行缺乏有关，而不是他们的存在。这是因为只有当借款人有机会获得有效的信贷网络，他们才可以逃脱高利贷的魔掌，而且只有当储户把他们的积蓄存在可靠的银行，他们的钱才可以从有闲阶级流向勤劳的穷人。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穷国的世界，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内部最贫穷的地区。就如我的出生地格拉斯哥，那里的一些人每天只挣可怜的6英镑，但当地高利贷利息一年可高达百分之一千一百万。

　　所以，自由的金融绝对是促进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的力量，而不是相反。

　　《21世纪》：你曾经在书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战争因贸易而起，贸易为战争而生”。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对目前全球各政治体之间经济高度依赖有何新的认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坚持相互依赖会带来摩擦，更紧密的相互依赖将会带来更多的冲突甚至战争，而依附论者更是认为世界经济体系从根本上就是不公正的，发展中国家要和发达国家 “脱钩”才能实现经济上的发展和自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坚持“贸易和平论”，你如何看待这三种观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是否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中断？

　　福格森：这句话来自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首任总督。我想我不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断言，由于中国正在经济上不断赶上美国，所以中美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如果在这种大国相互赶超的情况下，战争注定将会发生，那么美国和英国在190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场大战，但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爆发这样一场战争。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经济实力的转移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依附理论跟现实主义一样，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因为切断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远离自由贸易的轨道而变得更加贫穷。所以，我更加接近自由主义这一派。

　　“全球化”是国际市场的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快速融合，它不是一个新现象。全球化带来的是相互依赖，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依赖。当然，我也非常担心金融危机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它甚至有可能使全球化的进程逆转。在1914年之前的三十年，国际商务往来的密切程度同过去的30年差不多，国际移徙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在1910年超过百分之十四的美国人口是外国出生，相比之下，2003年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二。但上次的那个全球化时代结局并不圆满。在1914年夏天，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走进了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中。

　　我们必须确保类似意外不能破坏最新版本下的全球化的地缘政治。如果各国政府对今天的这场金融危机进行负面的政策回应，如加强资本控制、提高关税、限制移民，那么这无疑将是一场巨大的悲剧。如果我们朝那个方面走去，将是在重复1930年代的错误。

　　《21世纪》：前一段时间，奥巴马总统曾在乔治城大学发表长篇的演讲中，将美国经济描述为一幢危房。实际上，奥巴马是用银行救助计划和刺激开支计划(现在称为“复苏计划”)作为一种灭火器，来扑灭这房子顶楼的火焰，同时，派人用新的教育、医疗卫生、能源的基石重建下面的基础。你认为奥巴马政府的救助计划对美国缓解经济危机的效用将会怎样？

福格森：从短期来看，来自美联储的货币刺激和来自财政部的财政刺激，包括一系列“复苏计划”，将可能在2009年下半年带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强行的经济刺激措施的作用还有待评估。第一，刺激措施的效果主要着眼于未来的12个月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产生的效果将逐渐递减；随着政府贷款的逐渐到期，财政部必须偿还这些巨额贷款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将可能重新上升，所以很难保证必定会出现一个可持续性的经济复苏过程。而奥巴马的复苏计划也完全有失败的可能。第二，政府大量借贷，将可能推动利率的上调，除非美联储通过印刷新的钞票来购买新的政府债券。我认为美联储在压力下很可能这么做。那这将进一步加剧美元的弱势地位，进而帮助推动美国的出口。但如果这样，它将进一步动摇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从长远看，对美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将是灾难性的。

　　“华盛顿共识”需要反思

　　《21世纪》：在此次伦敦G20峰会之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关于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建立“超主权货币”等一系列的设想，此举震惊世界，各国反应不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对此表示反对，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对中国的建议表示支持，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南北对立？全球金融实力结局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你认为未来会出现一种“超主权货币”吗？

　　福格森：首先，我不认为IMF在1968年创造的特别提款权(SDR)会成为一种替代性的储备货币。那绝对是不够的，这只是将美元换成欧元或者其他一些流通货币的另一种方法。我认为周小川的提议与其说是一种实质性的改革倡议，不如说更具有象征意义，他主要是想向美国人传递一个信号：“你们印刷了太多的美元，我们对此非常忧虑。”

　　《21世纪》：你如何评价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的实践？这场金融危机是否意味着“华盛顿共识”的终结？

　　福格森：是的，我们正对“北京共识”翘首以待。仅仅十年前，也就是1997-1998年间亚洲金融[2.15 -2.72%]危机发生的时候，人们依然认为，金融危机更有可能发生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即所谓的东亚或拉丁美洲“新兴市场”(以前曾称之为欠发达国家)。然而，在新世纪，对全球性金融系统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世界经济的边缘，而是其核心。这使得人们对“华盛顿共识”信心产生了动摇，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21世纪》：你曾撰文指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美国处在危机的中心，欧洲和日本可能会遭受更严重的余震。至于被誉为“金砖四国”(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新兴市场，由于它们与发达经济体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2009年可能是不太乐观的一年。现在你是否依然坚持这种判断？你如何评估“金砖四国”的经济发展前景？

　　福格森：自从今年1月份以来，金砖四国的证券市场都还表现不错，这对全球经济而言，是一个好消息。而中国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特别是在商品市场上表现明显。印度的情况也不错，商业和生产状况都呈上升势头。由于亚洲的这两大经济体都表现不俗，俄罗斯和巴西也从中受益，因为它们是两大能源出国。总体而言，我对金砖四国更加乐观，当然，对于它们的两大出口市场——美国和欧盟——的坍塌，以及因此而可能会承担的外贸风险，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中美国”改变世界

　　《21世纪》：让我们聊聊中国吧。你曾经在几年前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这样一个有趣的概念，这个概念目前在中国异常火爆，而无独有偶，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劳伦斯·萨默斯(前财政部长也是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和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藤在讨论中美关系时，也都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你认为你和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共同点？

　　福格森：事实上，大家讨论的都是同一回事儿，只不过表述的方式不一样。萨默斯、伯格斯藤还有我，我们三人在讨论中美关系时，分别使用了三个不同的概念，其包含的意思都是说，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具有标志性和象征性的重大事件。但问题在于中国和美国的联姻(即中美国)，会不会又最终分道扬镳，因为美国不再像先前一样为中国源源不断的产品提供销售市场，而中国也越来越担心他们的美元储备会不会贬值。

　　《21世纪》：你在书中写道，货币的崛起从未平稳，正如安第斯山脉一样，金融历史不是一条笔直上升的曲线，而要经历一系列的锯齿形和不规则的高峰和低谷。中国国内学界现在正在热烈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而且事实上中国政府在最近几个月也切实迈开了金融国际化的步伐，你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你对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何建议？

　　福格森：我认为人民币具有诱人的发展前景。不过，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建立起一个资本开放的金融管理体制。当然，在过去的改革历程中，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多艰苦的努力。中国政府可能会担心，一旦完全开放人民币账户，人民币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进而影响中国的出口。我认为这种忧虑有点过度。事实上，中国的投资者有越来越大的兴趣进行各种形式的对外投资，比如购买美国的廉价资产。所以，这些资本的流出将会抵消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不会因为中国开放资本账户而陡然升值。

　　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与未来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前景？

　　福格森：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步就是金融服务业的扩张。事实上，中国的四大银行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了，这说明中国金融扩张的步伐已经全面开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它意味着中国的消费者将更加容易地获得信贷。

　　在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复合年增长率为8.4%。在近几年，这种快速增长的步伐又有所加剧。当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和他的团队首次通过预测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提出所谓的“金砖四国”时，他们设想，中国可能在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

伴随着中国的金融扩张，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最令人惊讶的全球性金融力量的转移。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追溯过往，世界经济的金融节奏是由英语民族所制定，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未来，中国必定将在金融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21世纪》：去年，我们刚刚纪念了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现在回过头来，你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模式？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美国经济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福格森：我曾经考察过位于中国长江岸边的重庆，它的3200万居民，像香港人和上海人一样，沉湎于今天的经济奇迹。在某个层面来讲，重庆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共产党最伟大的壮举的一个缩影。30座大桥，10条轻轨铁路，不计其数的摩天大楼。重庆的崛起，也是私营企业自由发展的结果。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免于1997-1998年货币危机的灾难性影响。中国吸引外资，坚持采取直接投资的形式。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从西方银行借贷，为自己工业发展提供资金，而是让外国人在中国来建厂，大型的固定资产在危机中不能轻易被分离。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中国自身的储蓄。这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储蓄如此丰富，以至于现在资本流动方向不是从西向东，而是从东到西。这是一个强大的流动。2007年，美国需要从世界其他地方借款约8000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一个工作日借款超过40亿美元。中国相反，经常账户的盈余为2.62亿美元，相当于超过美国赤字1/4。而且中国还将其中相当庞大的部分借贷给美国。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银行家”。

　　乍一看，似乎奇怪。今天美国人的平均收入超过4.4万美元一年，中国的平均生活费用不到2000美元。论富裕程度，前者是后者的23倍，那为什么后者还会借钱给前者？答案是，直到最近，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通过大量出口价格尽可能低廉的制成品，给贪得无厌的败家子美国消费者，从而解决其庞大人口的就业问题。与此同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进口廉价的中国商品让美国的消费者获得了巨大的福利。此外，通过外包，美国的公司也能够获益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而且，重要的是，通过出售数百亿美元的政府债券给中国，美国可以一直享受着低利率的好处。

　　《21世纪》：你在书中用较长的篇幅阐述了拉美国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故事，其中尤其是“芝加哥子弟”与智利的改革。拉美曲折的发展道路给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启示，你认为是什么？中国如何才能避免类似拉美道路的陷阱？

福格森：我认为中国对智利和阿根廷的故事应该保持密切关注。前者成功处理了1970年代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而后者却失败了。智利成功地建立了福利保障制度，尤其是国家退休保障制度，这一点应该成为中国的楷模，中国迫切需要建立更加完全的社会福利体系。而阿根廷的道路则是中国应该极力避免的。

　　20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根廷的经济表现明显不如其邻国及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国家，其中六七十年代尤为不理想。这个国家的政府纵容自己的财政赤字，滥发纸币，毫不负责，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到了1988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回降到了1959年的水平。而相比1913年，当时阿根廷的人均GDP是美国的72%，1998年则降到了34%。阿根廷逐渐被新加坡、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甚至邻国智利赶超，这令阿根廷人耿耿于怀。而这一切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呢？一种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通货膨胀：从1945到1952年、1956到1968年、1968到1970年以及1974年，阿根廷在这几年期间的通货膨胀率都达到了两位数；而在1975到1990年间，年通胀率甚至达到了三(甚至四)位数，其中1989年达到了顶峰，高达5000%。

　　我认为中国应该谨防通货膨胀的发生，因为它将对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形势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21世纪》：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老龄化的。你在书中提到美国和日本的老龄化问题，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已经构成了很严重的影响。中国也逐渐面临类似的问题。你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口的老龄化会对中国及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如何面对这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福格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甚至认为它是中国未来最重大的挑战。我还是想先谈谈日本的情况，因为日本的经历对于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日本的“福利超级大国”如此成功，以至于截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这种趋势再加上出生率下降，终于使日本变成了世界上最年老的社会，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了21%。据有关统计，到2044年，日本老龄人口数量将与工作人口持平。 因此，日本现在正在竭力解决其福利制度的严重结构危机，因为这种制度设计之初并非针对日本人所说的“长寿社会”。尽管提高了退休年龄，但是政府至今还是未能解决国家养老金制度问题。同时，公共健康保险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便已陷入财政赤字。 现在，日本的福利预算已经达到税收收入的四分之三。其债务超过千万亿日元，大约是GDP的170%。另外，私营保险机构的处境同样艰难。自从1990年的股市崩盘开始，人寿保险公司便陷入了挣扎之中；三家主要的保险公司在1997年到2000年之间相继倒闭。养老基金陷入了同样窘迫境地。

　　生命较长对个人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但对于福利国家以及那些不得不劝说选民对其进行改革的政治家们来说则是坏消息。比这更坏的消息是，伴随世界人口不断变老，世界本身也在变得更加危险。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有待完善。中国过去所奉行的独生子女的人口政策，将在未来可见的时间里改变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人口比例。随着目前还在工作的一代人逐渐退休，中国将面临巨大的老龄化压力。中国政府必须要尽很大的努力来确保这一代人在退休之后不会陷入生活的困窘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全民养老保险制度几乎刻不容缓，中国必须为未来10年后必定会出现的养老压力未雨绸缪。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李巍，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国际关系学博士；周寅婕，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学术助理，国际关系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