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从富强走向文雅

 
 

史坦国际STANCHINA

 
 

已到走向文雅的时候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成就的巨大是无与伦比的。不管它有多少问题,总体人口去贫致富的速度是人类史上罕见的。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现代化可以叫做单一的现代化,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基本上只有经济一个层面。如果所有人只关心经济和挣钱,这样的社会,即使经济发展再好,也可能无法被人敬重。

一个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产品是这个社会、这个文明所培养出来的人:是非常有素质、有气质、有教养的公民和人,还是脑满肠肥、毫无教养的、非常粗鲁的、腰缠满贯的人?一个文明社会,特别是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单纯的富裕并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更不必说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人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中国崛起,必然要求文化的崛起,而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崛起,因为单有经济的崛起并不足够。

众所周知,犹太人很能挣钱,但是犹太人在欧洲的形象,相当长时间内并不好——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大概代表了中世纪犹太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而到1819世纪以后,犹太人中涌现出大量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人才辈出。举一个例子,研究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西方有一个叫瓦堡学院,从前是在德国瓦堡,现在在英国伦敦。它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全部迁到英国,迁移过程非常惊心动魄,是非常成功的一次文化迁移。而瓦堡(Aby Warburg1866-1929)本人就是一个犹太人的长子。犹太人家庭基本上是长子继承财产,老二、老三、老四做其他事情。瓦堡本人在中学的时候就不喜欢做生意,他和他弟弟做了一个交易。他说,我把家族继承权让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以后我要买多少书,就得买多少书,你要无条件的支持——不管多贵的书,不管从哪儿运来。所以瓦堡学院最有名的就是瓦堡图书馆。只有出了这样的人——不是以挣钱、做生意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这样的民族才会有意思、有创造力,才能够在其他创造性领域里受到人们尊重。人类大概有一种天性,面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音乐家,我们都会肃然起敬,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是人之为人、人不同于动物的一个根本规定所在。

此前的改革开放30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功夫想文雅的问题。1990年代的文化讨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刚刚开始焦点就转向了经济。1994年左右,王晓明、张汝伦等上海学者曾经试图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但不久就谈不下去了。这也可以理解,有的人说,你们知识分子摆什么高尚?我对其中一些提法也有一定保留,比如说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我关心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而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文化素质。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隐含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这个东西让人不舒服。

我基本认为,虽然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现在富裕的程度已经相当可观,但我们现在的社会还相当粗鄙。下一个30年,我们应该提出文雅的问题。前30年的过程是不可免的,不要太过求全责备,所以1990年代确实还不是谈文化的时候。但是现在可能是时候了,现在的富裕程度实际上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最近一些经济学家朋友给我一个表格,我看了感觉很惊讶。这个表格是2007年中国各个省的GDP的数字和它相对应的国家,我们不少省份几乎都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发达国家。比方说,第一位是广东省,2007年的GDP折合成美元4446亿美元,相当于比利时,比利时在世界经济中的排名第17位。而且这些经济学家特别提醒,这个实际上仍然低估了中国,因为它是根据美元的汇率来换算,如果根据实际购买力,中国还要高得多。第二位是台湾省,相当于瑞典,排名世界第19位。第三位是山东,排名相当于挪威,排名世界第23位。第四位是江苏,相当于奥地利,排名世界第25位。第五位是浙江省,相当于丹麦,排名世界第27位。前5位已经非常可观。

当然这只是GDP,并不是人均收入。但是,香港人均收入超过美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地区之一(贫富差距也在全世界名列前茅)。香港的公务员、大学教授的薪水,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是,香港在文化上和它的富裕程度完全不成比例,香港人自己常常说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有一些有名的学者,但发挥不了多大的文化影响,无法造成一个文化氛围。这是香港的问题所在。香港有很多优点,但是,就文化而论文化,香港非常令人失望。

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就是香港所有严肃一点的学术出版物基本卖不动。香港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大高于台湾,但是它的文化氛围远不如台湾。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做客座教授,感觉香港的学生越教越差,没有劲头再教下去。整个社会太过工商化,一切都是经济和就业,学生的眼中没有那么多关心,他们很少去听讲座,因为这个和他没有关系。以前我还没有在内地教书,最近两年在国内教了以后,就更不愿意在香港教了。内地的大学生非常好,他们的求知欲和已有的知识量都相当可观。但是要强调一点,内地大学的制度远不如香港,香港的一般大学在制度建设方面都比内地要健全。

对中国文明基调的自信

所以现在大概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大的文化氛围,这方面反而比较乐观。要感谢孔夫子,感谢孔夫子留下的一个传统,中国人总体来说很尊重文化,而且对文化是有某种渴望的。不少老板自己在埋头做生意,没有多少文化,但是他们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女得到很好的教育,而且并不是一定要他们做生意。在中国社会的这一代家庭中,这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心态。这个本钱和资本,为下一步的文化推动提供了潜力。但是我也很担心,这个资本如果再不用的话,可能就会被消耗掉了。因为现在这些家长可能还比较传统,如果年轻的一代人再做了父母,可能就没有这个东西了。香港的、美国的家长并没有这个传统,不觉得你一定要文化上如何如何。

最近这些年,大家都能感觉到某种文化升温。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假的,很是乌烟瘴气,所以有些意见。比如,现在什么都拜,一会儿拜黄帝,一会儿拜孔子,一会儿拜老子,而且大家都在抢:黄帝是你们省的,还是我们省的。这里面的确有不足,但是还是不要太求全责备,拜比不拜好。也就是说,虽然乌烟瘴气,但是总得有个过程。这说明人们对祭祀这个问题开始重视,总比没有任何人关心要好。为什么有点乌烟瘴气?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从前到底是怎样祭拜的。只有做起来才会知道,先有学者来考证,然后学者们说如何如何,才能一步步完善。如果都没有人关心,那就永远不可能起来。

实际上,是我在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突然想到了从富强走向文雅这个问题。我非常推崇北京奥运的开幕式。虽然也听到一些批评,但是这些批评者都没文化。比如香港一些小报的专栏作家阴阳怪气地说,怎么弄来弄去,中国就这么点东西。但这些批评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这些小报无非是看西方怎么说,等到西方都是一片赞叹声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也就不出声了。

在我看来,奥运开幕式所凸显出来的中心意境,就是那幅卷轴和它的慢慢展开,其他都比较次要。没有这个中心,所有的东西都是支离破碎的。这样一个中心,一下子凸显了中国文化中最高雅的层面,这是一个文人化的境界,一个士大夫文化的境界,非常令人惊叹。只有在这样一个基本调子上,所有其他的东西才成立。抽掉这个东西,其他做得再花哨都留不下什么印象。所以我对后来的一些宣传非常不满——这也是我们文化不成熟的一个表现——说我们加进了很多中国元素。整个开幕式明明是一个中国文明基调,再加上很多其他元素,而不是说你有一个其他什么基调,加上了中国元素。西方人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基调是西方的。加进很多中国元素是一种很不高明的说法,表明我们对自己的文明没有信心:我们不敢说这就是中国文明的基调,一个文明化的、高雅的东西凸显了出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对于西方的震撼恐怕要大于中国拿奖牌的数量,因为它突然展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中国。

但是,奥运会开幕式所凸显出来的东西,如何用一些制度性的、体制性的东西,让我们对高雅文化的追求、对民间文化的发扬可以同时得到贯彻?这个大的文化氛围的问题,可能才是我们真正要想的问题。现代社会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没有多想。我们甚至常常没有意识到,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复杂的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大学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企业的责任在哪里?这些问题在1990年代以来都没有真正得到讨论,最近才刚开始。我们基本上把全部精神都花在经济、生产力、GDP上。到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开始提出来,下一步文化的问题大概会凸显出来。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看门人

在文化方面,我们需要区分三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高雅文化,一个是大众文化,一个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是美国在1950年代以后、在几十年的论战中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大众文化基本上是现代媒体、现代市场制造出来的东西;民间文化则是自发的,不是为了市场效应,不是为了牟利,而是普通人所焕发出来的东西,是民间生命的一种象征。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高雅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从民间文化汲取灵感。而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的文化危机是,无论高雅文化还是民间文化,都逐渐被大众文化所吸纳,都变成了市场化、媒体化的东西。现代网络和视频发展以后,民间文化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因为原先民间文化有一个麻烦,即不易传播,因为它通常是地方性的,外界不大知道,而通过视频就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看到民间所散发的蓬勃生命力。超女则是大众文化的代表。超女的大规模化制作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现象,它是大众传媒和市场机制所催生出来的一种东西。

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社会一些主要的体制机制到底会发挥什么作用。大学所扮演的角色是任何地方都无法取代的。我强调大学高于媒体。现代大众媒体天然具有媚俗的特点,因为它是商业机制的一部分,是整个牟利机制的一部分。但是,大学不可以媚俗,而媒体水平的高低可以说取决于大学水平的高低。媒体的人,比如节目制作人、主持人应该都是大学培养的,党政干部也是从大学培养出来的。因此,谈大的文化氛围的时候,我们必须确定这样几点:大学高于媒体,大学在现代社会扮演着文化看门人的角色。

我们需要重新来认识这些区别,尤其要重新强调现代大学到底是什么。

美国的大学非常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奇迹。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功利、商业化市场运作的社会,它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让大学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不是如此地功利化,不是如此地商业化,不是如此被市场所影响?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人们进大学就不是来读书,不是来思考,而是来挣钱的。美国顶尖大学的最高价值不是金钱,仍然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而这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来确保,大学学生能够尽可能地在大学期间,特别是本科期间隔离于商业社会。我们必须注意到,美国大学中最挣钱的学院,特别是商学院和法学院都是研究生院,必须在本科毕业以后才能够报考。这样就比较好地保证了大学本科阶段基本上是一个安静的读书的阶段,而且最早的时候是不分专业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则是,进了商学院就觉得很牛,看不起文史哲,而文史哲又觉得灰溜溜的,这样的大学怎么能办得好?不应该把钱和挣钱作为大学最高的价值和象征。大学必须确认大学的最高价值象征是什么,绝不是金钱。没有一所顶尖大学,没有一所真正的一流大学,会把钱作为它的最高价值。如果我是北大校长,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商学院迁出北大。这不是和谁过不去,也不是和媒体过不去,不是和商学院过不去。所有的东西本来就应当放在它们各自适当的位置上。不是说商学院、法学院不重要,而是说应该怎样办。前些年因为中国大规模地发展市场经济,急需经济和法律人才,所以商学院、法学院大规模地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不应该长久下去。如果长久下去的话,就只有铜钱臭,没有文化气,而这不是我们可以接受和容忍的目标。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孙璐璐、常梧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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