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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毓海：用经典的智慧破解当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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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早年作品许多没写完北京晨报（微博）：您在新书中说，80元就买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韩毓海：是啊，我买的这个版本比较全，后来出版的就没这么全了，第一篇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后来的版本没收这篇文章，其实马克思受伊壁鸠鲁影响很大，后来他批判黑格尔哲学等，都体现出这种影响。北京晨报：这样的大部头，是不是有点太难啃了？韩毓海：其实很有意思，马克思年轻时写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但都没怎么写完，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未完成稿，其中提出了“异化”问题，对后来存在主义影响很大，在这本手稿中，马克思说工作变成商品化，人就会被“异化”，当劳动成为产业，则它的价值与意义也就消失了。马克思总在怀疑自己，直到1846年遇到恩格斯，那年他已42岁了。恩格斯是个特别自信的人，总在肯定，两人合作后，马克思如同开了窍一样，写得又多又快又好，1848年完成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是西学的巅峰北京晨报：在学者们都在阅读、推崇西方新书时，您却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会不会有点落伍？韩毓海：马克思是西学的巅峰，只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其思想产生的背景。 1815年，拿破仑败于滑铁卢，他所创造的体系随之崩溃，而马克思后来一直以继承拿破仑体系为己任。为什么呢？因为近代欧洲教皇权威不足，已无法有效统治，便转化为放债组织，教皇有足够的信用，可以贷到款，然后用放债方式引诱各国征战不休。只要战争不停止，教皇就永远会存在。1648年，欧洲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拿破仑却主动挑战这个体系，在他的推动下，形成了欧洲统一市场。拿破仑的行为给操纵债券的商人们造成巨大威胁，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下，欧洲前后组织了7次反法同盟，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毫无疑问，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马克思支持拿破仑。拿破仑也打仗，也需要金融的支持，但他受阿拉伯文化影响很深，反对债券，主张把资金用到提高生产上去，他本人就差点成了穆斯林。金融背后藏着一个寄生群体北京晨报：两个体系的碰撞，说明了什么？韩毓海：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是教皇金融集团资本支配下的民族国家相互战争，欧洲当时有400多个国家，到今天只剩下了40多个。很多人以为，市场充分发展就会走向资本主义，这其实是古典经济学的幼稚想象，比如古代中国一直有市场，但由于没有建立近代金融制度，所以始终未能走向现代化。那么，近代金融制度是怎么建立的呢？因为战争。国王为了打仗，不得不向富翁们借钱，可又没有还钱的资本，只好将部分政治权力抵押出去。而这些权力又被富翁们拿到金融市场上交易，从而将更多的社会资源绑架进来。这一套以债务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其诞生远远早于资本主义，比世界市场形成要早500年。它的优点是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创造力，这在今天也不难理解，谁要背上房贷，谁都会好好干活，这就促进了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然而，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诞生出一个寄生的食利阶层，通过“放贷—刺激生产—刺激销售—收回成本并获利”这个流程，显然太漫长了，不如直接掌控证券市场，通过炒买炒卖迅速发财，结果既打击了生产，又盘剥了穷人，对于资本的这个本性，马克思坚决反对。古代中国为什么没利用好金融杠杆北京晨报：既然单靠市场无法推进现代化，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为什么古代中国人没意识到这一点？韩毓海：也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吕不韦，他第一次见到嬴政的父亲时，嬴政的父亲是一个被抵押到赵国当人质的落魄王子，由于非嫡生，继承王位基本无望，可吕不韦立刻就意识到“此奇货可居也”，通过不惜血本的投入，终于使嬴政的父亲当上秦王，吕不韦想借此走资本与权力结合的道路，可是等嬴政登基后，还是诛杀了吕不韦。所以说“百代都行秦政法”，中国历朝历代对资本与权力结合高度敏感，不具备资本把持权力的基本条件。此外，中国士大夫阶层长期脱离实践，沉溺于经典之中，对国计民生绝无益处，这导致历代王朝管理反而逐渐退后，在财政策略上越来越消极，长期采用低税制，政府财政除了养官，很少投入到公共建设中。面对现代化的冲击，国家缺乏社会动员能力和建设现代化的投入能力，自然会失败。不能将教育误解为训练北京晨报：金融有缺陷，可它毕竟是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推力，如何才能在享受其优点的同时，力避其缺点呢？韩毓海：在这方面，马克思比较认同卢梭的主张。卢梭主张国家是个大学校，政府的职能是教育，让人们从社会状态下的自私自利，走向契约状态下的真正自由，成为公民。在斯巴达，有个女公民的5个儿子战死了，别人告诉她这个噩耗，但这位母亲却说：不要告诉我谁死了，告诉我谁打胜了？这就是公民与私民的不同，卢梭希望通过重建道德共同体，找回现代市民失落的契约状态。北京晨报：但从实践看，卢梭的这个设想却走向了暴政。韩毓海：因为教育不能强制别人，Training（训练）与Education（教育）是有区别的，Training只能对动物，不能对人，可在后来的实践中，往往是用它来替代教育。北京晨报：那么什么才是Education？韩毓海：教育不是我说大家做，而是精英自己先做，逐渐来影响大家，如果你自身都不检点，片面强调发展，导致两极分化严重，软实力下降，就必然会给教育带来伤害。什么才是“看不见的手” 北京晨报：今天人们会认为，卢梭的设想虽好，但没有可行性，而市场才是最公平的。韩毓海：因为现代社会把社会、社团、家庭等共同体都破坏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市场来联系彼此，可市场是陌生人之间的联系方式，在共同体内部是没有商业的。现代人都在说“看不见的手”，其实是对亚当·斯密的误读，“看不见的手”指的是人类都会情不自禁为后人和别人造福，亚当·斯密恰恰是高度重视共同体的，他在自己最重要的作品《道德情操论》中说，当一个调皮少年与美丽姑娘恋爱时，他就会自觉收敛自己的行为，结果利己与利他就统一起来，这其实就通向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至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主要观点抄袭自阿拉伯经济学家安萨利，但阿拉伯传统是鼓励资本，却反对债券，而亚当·斯密是从小生意人角度看问题的，所以他对金融的风险认识不足。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如果手中有10万磅黄金，那么就可以发10万代金券，有了这些代金券，银行只存2万磅黄金就够了，毕竟在一般情况下，大家不会同时来兑现。那么，多出来的这8万磅黄金干什么？亚当·斯密认为应该去海外购买原材料，从而使劳工收入增加。发展需要投资，不需要外债北京晨报：按亚当·斯密这个操作方法，结果会如何？韩毓海：当时正在中国明代，大量海外白银涌入中国，造成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扭曲，使中国逐步落入“高度平衡陷阱”。因为货币作为价值的标尺，是以资本为后盾的，谁资本雄厚，谁就有市场上的定价权，就可以进一步压榨劳动的价值。正是由于劳动力工资太低，抑制了新技术发展的空间，使明清两代被套牢在低端生产上。其实同样的问题长期存在，农民有劳动力，有房子，有生产能力，可就是没钱，为了得到钱，不得不低价出售劳动力，他们又没有可抵押的资产，得不到资本投入，因此难以脱贫。北京晨报：该如何解开这个套呢？韩毓海：应该参考阿拉伯文明的智慧，将债务与投资区分开，从而防止食利阶层浑水摸鱼。发展需要的是投资，不需要外债，现实问题是，我们太缺乏专业的金融人才了，资本无法更有针对性地为提高生产、提高社会整体效率而服务。推动进步，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北京晨报：马克思距今已上百年了，用它来指导今天的实践，会不会不太匹配？韩毓海：许多人一直在讲马克思，但并不真懂马克思，甚至没看过原典，将马克思与共产主义画等号，不知道他在西学中的高度。马克思诞生在西方思想的传统中，不能只知道马克思，不知道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蒲鲁东等等，这就会把马克思当成天外来客，马克思批判亚当·斯密，但他又是亚当·斯密最好的读者，不断挖掘其理论的闪光点，而我们不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太过简单。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就很可能被资本所奴役，现代市场经济是西方最早鼓吹的，可哪个西方国家是“唯GDP论”呢？我没看到一个。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每次重大突破，都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读马克思的书依然很重要的原因。在弘扬马克思主义方面，要特别警惕两种倾向：一是乱解马克思，二是垄断马克思。所以说，今天的学者应该读点马克思，否则就任由他人歪曲了。陈辉/文韩毓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教育教养学部特任助教、韩国高丽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并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
	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