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文明新贡献

 
 

史坦国际STANCHINA

 
 

中国在经济上有可能首先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这一点如今已经到了应该澄清迷雾的时候。

  119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题为《为什么中国能良好运转》的文章,说:中国很可能是今年出现显著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因为中国是唯一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

  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怎样,不光要看它是否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要看它对人类是否有新的、别的民族没有过的贡献。近代以来,中国都是以学习别人为主;现在,她成了唯一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而且事实真相很可能是,中国并不认为有什么常规需要打破,她本能地为世界增添了教科书常规以外的新东西。这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不仅西方人说不清,连中国人自己也说不清。

  我不妨抛砖引玉提出一个大胆假设:中国有望形成启蒙运动范围之外一种新的经济道统智慧经济(Smart Economy,也可译为智能经济)。中国可以在智慧经济的两个基本点上做出新贡献,一是网络经济,二是个性经济。这两点与中国的文明基因高度一致,而西方反而可能不适应,因为西方经济的根是网络不经济,个性不经济。

  智慧经济这种说法早已有之。许多年前,胡耀邦时代的中宣部长朱厚泽就跟我讲,知识经济这个提法不准确,应叫智能经济。西方人可以很容易接受知识经济,但很难集体接受智慧经济。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一下个中原委。

 中国的网络经济基因与潜在贡献之点

  中国文明基因中,有两种典型网络结构,一是墨子的拓扑结构,即爱无等差;一种是孔子的主从结构,即爱有等差。共同点有两个,一是把每一个节点放在整个网络中来估价;二是把网络理解为是具有人文特征的(比如仁、爱)。一般中国人的网络取向是,居庙堂之高,就采取主从网络;处江湖之远,就采取拓扑结构。奥运会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属于前者。这是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基因相冲突的。西方人也讲网络,但认为网络最好不要干涉、侵入我个人领域。
  当互联网越来越入世之时,东西方对下一步发展趋势研判开始有了分歧。在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创始人乔纳森·齐特兰看来,封闭模式代表新发展方向开放性从优点演变为缺陷苹果封闭模式而不是谷歌开放模式——代表未来。如果从笛卡尔或卢梭的角度考虑问题,齐特兰这样想是深谋远虑的,因为他已经看出网络化正在走一条背离西方化的道路。

  推论到经济模式上,这一点更明显。开放模式在经济学中对应外部性、网络效应,是经济学教科书常规专政对象。因为产权最怕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网络。遇上这种东西,西方设计的制度就会有劲使不上。但东方人乐此不疲,并不认为有何不妥。比如马云、陈天桥、马化腾、史玉柱等等清一色地利用外部性和网络效应,并没有赔本;而美国网站模式一进中国就被歼灭。

  中国经济对世界的第一个贡献机会就是西方自己放弃的:利用网络的开放,充分利用外部性、网络效应带来的经济性,建设价值网络,实现经济的全面网络化。

中国的个性经济基因与潜在贡献之点

  认为中国具有个性经济基因,也许会被认为是奇怪的。其实真正应奇怪的,是西方启蒙文化并无个性基因(只有个人基因)。卢梭的逻辑代表了典型的西方思维:人为了交换,必须取消个性,实现同质化。对西方文化来说,个性当然存在,但只是在非主流的经济领域以外,如在生活中、艺术中。主流只认钱,而钱是不认个性化的。

  中国完全不同。从皇帝到草民,都是非标准化产品,而且什么事都拒绝标准化。有人形容小农就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但每一只马铃薯其实都是非标准化的。虽然现在学习了西方,改变了很多,但从现在山寨窜红,就可见中国人对非标准化的东西是多么热衷。

  品种这个概念,不见于经济学教科书常规;个性化,也是经济学教科书的专政对象。西方经济学正统的看法认为:品种不经济,而规模经济;个性化不经济,而效率才经济,推论是大比小好。中国官方经济虽然也学西方做大做强,但占企业数99%的民间经济对此并不认同,还是以小为特色,以品种多样化为特色,走的是一条小企业加产业集群的路,或家庭加社会化服务的路,这又是中国一个体现唯一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地方。

  中国经济长期习惯于小农社会的定制生产,这本来是个弱点,但到了大规模定制时代,小的又表现出它优点的一面,会发展为个性化经济(即效率不经济)。比如创意经济就是典型的效率不经济而个性化经济。联合国2008年判定中国是创意出口第一大国,远超美国,这不是偶然的,只是中国官方浑然不知罢了。

  中国经济对世界的第二个贡献机会,就是顺应民族自发传统,利用人多优势,发展效率不经济,但个性化经济和品种经济的新型经济。钱德勒称之为范围经济,托夫勒称之为小批量多品种,安德森称之为长尾经济。而西方陷入只有效率才经济这个教科书结论的牛角尖里,很难在国家这个层面实现品种经济。



  中国的智慧经济基因与潜在贡献之点

  西方文明早期本来有爱智慧传统,但到启蒙运动,爱智慧被笛卡尔篡改为我思。我思的最高境界是知识,但不一定是智慧。知识是智慧的尸体,就是把智慧的成果写在纸上,晒干后,成为没有生命的东西。智慧则必须保持灵(Smart)的状态。知识与智慧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区别:智慧必须回到事物本身,而知识可能越离越远。

  中华文明中一直具有把作为知识的经(即古代的高级教科书)与作为智慧的灵性区别开的传统。中国人一直把灵不灵当作判断真理的标准。最典型如六祖慧能,干脆不要知识,只要智慧,连字也不认了;而神秀就相当于现在的学了一肚皮经济学教科书常规但却不灵的人。中国人是宁可信禅也不信教科书的。

  在经济发展方式上,东西方存在着差异。知识产权只能保护知识,但不能保护智慧。这种制度设计用在智慧经济中,就会出现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并列的知识失灵。而中国人强调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开放的价值网络研发模式。西方人会觉得,三个臭皮匠应该用知识产权把自己保护起来,宁可不对付诸葛亮,也不能把知识共享了。所以西方主流觉得Linux特别异类,而中国人会认为很正常。

  中国经济对世界的第三个贡献机会(实际是前二者之和),就是围绕隐性知识、默会知识和个人知识进行制度设计,发挥网络智能与个性创意之长,进行基础业务资源共享与增值业务百花齐放的全面区分,用开放战胜封闭,用个性化战胜大路货,用智慧战胜知识。

  当前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走到对世界做出贡献的地步,中国经济在哪点上的贡献将是全新的,现在到了应澄清迷雾的时候。中国经济的最大机会在信息社会。

来源:互联网周刊

作者: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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