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历史是最好的参照物
 
 

史坦国际STANCHINA

 
 
四十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叩开中美之间尘封二十多年的大门;四十年后,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携着他的新书《论中国》再次拜访中国,在这四十多年里,他已经访问中国五十多次,一直是美国与中国关系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他在各种场合表达着他对美中和平相处的信心,为了证明这种信心不是空穴来风,他喜欢像中国人一样用回顾历史的方法来证明他的理论:“一个处于优势的大国与另外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大国之间,可以有和平的相处的例子,虽然不同形式的冲突也在所难免。可是,冲突,无论对谁来说,结果往往都是负面的。”——

中国快速崛起,基辛格喜迎“第二春”

从1971年开始到如今,美国人基辛格已经访问中国50多次了,会晤了几代、多位中国重要的领导人。但至今,他最爱回忆的一个瞬间却仍是在40年前的那一天。当时,他的秘密访问即将告一段落、中美双方也终于商定通过联合公报的形式向世界宣布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那时,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对基辛格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会震动世界的。”

40年后,基辛格仍然喜欢津津有味地回忆这句话,因为这是他作为美国外交家最重要建树的最好总结。但他还总要补充上另一句:“今天,如果美中能够合作,不是去振颤世界,而是去建设它,那会是多么HIGH的一件事儿啊!”(选自基辛格《论中国》)

其实,无论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基辛格先生的一生早已很HIGH了。虽然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不再担任政府高职,但这几十年来,他在两国之间的穿梭却一直是美国与中国关系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他每次到访中国前,都会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为他专门举行情况介绍会,而到了中国以后,也大多会有一位中国国家最高层领导人和他见面。

争强好胜的基辛格博士当然会很好地运用这些机会。他更不避讳在谈话中冷不丁扔出一两个重量级的名字,比如“克林顿国务卿是我的好朋友”什么的。因为从来不会也不应该有人怀疑他在中美领导人中长期建立起来的威信,当然从来也不会有人胆敢酸溜溜地指责他“拉大旗,扯虎皮”。

其实不仅是在中国问题上,基辛格在美国的外交圈子里就一直是位极具号召力的人物。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和他在美国当代史上的中国行动有关。对美国人来讲,几十年来,中国并不是有关美国安全和繁荣的最重要问题,苏联才是,冷战才是。当时,尼克松政府决定与已经疏远甚至仇恨了几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基辛格更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秘密前往中国,从而开启了美中关系的大门。这成为美国在冷战中做出的最重要和最成功的举动之一,让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取得了外交上的绝对优势和气势。为此,美国精英尊重和崇敬基辛格的独特眼光和无法比拟的行动能力。

基辛格的号召力并不是那种典型政客的号召力所能比拟的。因为人们看他的眼光,更像是看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摇滚巨星。关于基辛格的这个范儿,在美国也盛传很多笑话。那些笑话大多是一种感觉的:讽刺与崇拜紧密相连。比如说:一个人死后来到天堂,被带到了一个大长桌旁。那里落座着一排曾经举世瞩目的人物,什么丘吉尔、甘地、林肯等等,应有尽有。这排人物最靠边的那位,头上戴着皇冠:“呦,那不是基辛格吗?难道他把自己当成了国王?”这个人惊叹地问。旁边的人赶紧向他解释:“你弄错了。那个人就是真正的国王。只不过这个国王觉得必须得有点儿基辛格的范儿!”美国笑话里,连天堂中的国王都要崇拜和效仿基辛格。

短短三十年,中国迅速崛起,摇身一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成了美国在亚洲甚至世界里的一个未来可能出现的对手。对此,基辛格并不掩饰自己的惊讶。美国媒体曾经问他是否在四十年前就意识到中国的未来,基辛格态度老实:“我可不想这样吹嘘自己,我没有想到。我当时可没有想到中国会成为今天这样!可谁会想到呢?”可无论如何,因为中国,基辛格再次成为美国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中国再度成为他最让人无法比拟的政治资本。而这一次并不是什么冷战中的策略问题,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是实打实的挑战。他们急需迅速了解中国并制定解决方案。而在主流美国政坛中,又有谁既对中国透彻了解,又对美国绝对忠心耿耿呢?唯一答案:基辛格,还有他无可比拟的外交眼光和沟通能力。

乃至于到了2011年,88岁高龄的他,在出版了无数外交著作,也被别人写了无数传记之后,再次推出了长达近600页的《论中国》。该书一上架,就在几周内爬上美国书籍销售排行榜最畅销的宝座。

美国人再一次以崇敬的心情看着这位年迈的基辛格先生迎来他政坛上的第二个春天。

美中和平相处的信心

当今,中国和美国已经如此相连,以至于无论在这两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找到一位普通路人,大都能讲出对对方国家的一些看法。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在媒体和部分政治势力的引导下,这些看法中却经常掺杂着一些危险的元素。对此,基辛格也担心。

但作为美国人,他思考的出发点当然和中国人大有不同。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是不是会被中国取代这个问题上。基辛格曾对媒体说:“有些人认为此次危机后,世界上的权利和能量中心已经发生了改变。于是,他人对中国的态度和做法以及这些做法可能导致的结果,就应该及时反映这种变化。让中国人有这些想法,并不完全是美国人的责任,也不完全是美国经济不好这个现实情况的责任。不要忘了,美国在世界上具有支配地位只有五十年之久,而中国人却有近两千年啦。”

在基辛格看来,世界发生了变化,但远远没到根本性改变的程度。为此,他也提醒美国人需要不断地去适应:“美国和美国人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有权利的国家,但是却不再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了。可是,美国不能抛弃它的权利和义务,退身而出。事实是,中国这个国家几乎拥有了和美国一样多的权势,但是这个国家却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此时此刻,中国和美国,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当然,这两个国家将在很多问题上,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产生互相的撞击甚至是冲突。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如何走向下一步至关重要。”

基辛格认为:从历史上讲,中国和美国都是无法复制的例子,拥有各自绝对特殊的元素。美国的特殊元素在于它的宗教式的传教主义。美国认为它有这样一种义务,要将自己的价值体系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对于中国的特殊元素,他则认为:“在于它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当代制度应该被传播和复制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但是,中国人却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文化的汲取地。中国是处于世界最中央的中心王国,而其他的任何制度和文化其真正的价值,都是以它们与中国的文化的远近来衡量的。双方所有这些特殊的元素,却并不能帮助两边完全找到互相和平相处的答案。

但基辛格也在各种场合表达了他对美中和平相处的信心。为了证明这种信心不是空穴来风,基辛格喜欢像中国人一样用回顾历史的方法来证明他的理论:“一个处于优势的大国与另外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大国之间,却可以有和平的一种相处的例子,虽然不同形式的冲突也在所难免。可是,冲突,无论对谁来说,结果往往是负面的。”

基辛格不止一次公开表示,他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在1910年欧洲的领导人能够预知欧洲在1919年时什么样子,欧洲各国之间还会那样不共戴天吗?如果知道结果,他们又会做出什么样不同的决定呢?当人们看到不合作、不能相容的恶劣结果后,努力合作、努力相容就是必须的。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双方一定要避免陷入一种你死我活的局面,要努力避免一系列地区性的冲突,否则就会逐渐被卷入一种新的冷战式迷途。而新的冷战,人心所背。不仅对美中两个国家不公平,对那些不得不去和这两个国家打交道的其他国家来说也不公平。

基辛格说他喜欢讲历史,因为年龄大了,历史成为了最好的参照物。几十年前中美正式建交存在着很多困难,但是两个国家当时却能够克服所有的困难,突破重围。而今天,虽然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也应该有能力摆脱相互对峙的可能。当然困难一定有,就像四十年前建交前,两个国家都曾小心翼翼一样。那时,也有很多人认定两国交恶的关系不可能改变。特别是建交最开始的努力并不顺利,因为双方都不想被对方拒绝,那太没面子了。但是,历史证明:双方都有意愿交往,都想去接触对方。所以最后有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基辛格认为,今天,北京和华盛顿相处有了新的方法。它们都应该在各自的轨道上设置有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发展计划,但与此同时这两个轨道却可以是平行的。而这两个不同的发展计划之间也可以互通有无、互相包容。如果真能做到,战争并非在所难免。

给美国人洗脑,还是被中国人洗脑?

有很多人曾经礼貌地质问基辛格是不是“五体投地”地崇拜中国和中国人,基辛格也并不辩解。事实是,他在中国讲中国的悠久历史,回到美国也是一样的论调。他会在不同的场合,给美国人讲中国的孔子和孔教,讲中国的战国时代,讲是什么样的历史造就了今天的中国。他也钟情于中国的文化符号,比如围棋。在他的新书《论中国》当中,甚至有整整一篇就是叙述围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竞赛,有什么规矩,背后是一种什么理念。在他看来,围棋并非一时的你死我活,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大局。在他看来,昔日的孙子和《孙子兵法》对理解如今的中国照样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他记得这种理论和其他的中国文化就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一些思想。

基辛格钟情于过去的四十年,因为那四十年的发展与他自己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息息相关。他更喜欢像中国人一样,讨论中国的历史,甚至喜欢“以史为鉴”。他经常说:“中国人创造了自我统治最长的历史,中国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用无法比拟的速度创造了经济奇迹。”

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尊敬和推崇,当然会让基辛格在美国受到一些质疑。有人说他对中国批评不够。对于这种批评,基辛格会马上拿出美国政客的派头,坚决勇猛反击:“我可不是不敢批评中国。事实上,我的观点一直明确。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人物,他们渐渐地建立起对中国领导人的信任。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不认为‘你死我活’能解决问题。”

而对于中美关系中一些敏感问题,基辛格也经常教诲当今华盛顿的执政者:“当政者应该权衡行动的结果。把不同的问题进行比较,而不能只是一时嘴上过瘾,不顾后果。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都曾经因为一些政治问题对中国进行制裁,但最终还是看到结果并不如愿。”

(对话内容见46版,作者为中央电视台英文国际频道主持人)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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