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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可以说是最为恒久的一项人类活动，从原始部落时代起它就与人类的历史如影随形。无论是讴歌、称颂还是痛斥、否定战争，人们总在花费大量的笔墨描述战争。战争不仅是文学作品最永恒的主题之一，还催生了无数的军事著作——政治家和将军们苦心研究兵法，希望对历史战例的了解能帮助他们在未来的战役中获胜。在人类不断改进杀人工具和技巧的过程中，战争也变得日益残酷和恐怖，而核时代的到来更是永久性地改变了人类的战争意识。

然而，也许正是战争司空见惯，让人习以为常，学者才不怎么努力追溯它们的起源，或者只是用“人的原始本能”等宏大概念一笔带过。从《孙子兵法》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学者们更喜欢研究战争过程，指导将军们如何赢得战争，而不是战争为何会发生。在学术史上，对战争起因与动机的综合性研究很晚才出现，成为一个新领域，而美国学者理查德·内德·勒博所著的《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在严谨性、系统性等方面，也许是这一领域不可多见的杰作。

研究战争的动机有其现实意义。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很难定义的一百年，它见证了和平主义在全球的风起云涌，也见证了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在现代，国家间战争发生的频率的确在降低，但造成的死伤人数超出以往，如果再加上国内冲突、种族屠杀、政治清洗等因素，人们在现代死于政治暴力的几率也许并不比过去低。因为战争的破坏性增大了，所以想办法避免战争的爆发也变得更为迫切，而更好地了解导致战争的原因，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降低战争发生的几率。

勒博选择用一种系统化、模型化的方式研究战争。他将战争的参与国分为主导大国、大国、衰落大国、崛起国家和弱国，动机则分为五类：安全、物质利益、地位、报复和其他动机。战争的动机并不等于战争的目标，比如，夺取别国领土是常见的战争目标，但背后的动机却可能多种多样，如获取资源（即物质利益）、增进安全或者复仇等，而他只用动机作为区分不同战争的依据。

现实主义者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有他们的解释：从修昔底德描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直到今天，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可能变得更加反战了，但政治家还是有足够的煽惑技巧来把民众聚集到“保家卫国”的大旗之下。现实主义者的论断所依据的根本基础是，人类的本性没有发生变化，而当前的国际体系仍然处于高度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约束民族国家的行为，因此当前各国开战的可能性也许与斯巴达、雅典一样高。

作为这种观点的批判者，勒博对战争在当代爆发几率的降低，抱着一种“乐观的审慎态度”。毕竟，在2500多年前，雅典与斯巴达、罗马与迦太基，分别作为当时世界对立的两极，都头也不回地投入到了争霸战争之中，而上个世纪的“冷战”最终却有一个和平的收场，这无疑是个更令人乐观的征兆。

当然，更深层次的基础是勒博对国际关系性质的认识。根据现实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研究范式，外交政策总是执政者从战略角度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其目标是提升本国相对于别国的力量，而就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往往是外交这一政治政策的延续，因而也是理性的利益计算的产物。但是勒博争辩道，利益并不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唯一因素，荣誉意识、仇恨、报复心，甚至毫无来由的敌意，通常也是重要的变量，而在很多时候国家都会为了与安全、利益完全无关的原因而开兵见仗，如果这些变量变弱了，战争的冲动就会降低。

在本书之前作者还写了《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一书，那是理解本书的基础。在该书中，作者将他的理论构建在一个简化的人类动机模型之上。以可上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依据，作者认为理性、情绪和欲望是人类最根本的三种驱动力，而如果理性不能约束情绪和欲望，如果某国对欲望的追求降低了他国满足欲望的可能性，就会产生第四种驱动力——恐惧。在他看来，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欲望为基础，现实主义以恐惧为基础，但情绪这个因素却往往被现代的社会科学与哲学所忽视。而事实上情绪因素无处不在，比如，从古希腊城邦至今，他人的尊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虽然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本身没有情绪，但它承载了人的心理需求——既包括国家的管理者，也包括对国家产生心理认同的普通国民。而大部分的战争都与领导人或国民的情绪密切相关。

与现实主义者可能得出的结论相反，在他于数据库中分析的自17世纪中叶以来的94场战争中，只有19场系安全原因引发。更有趣的是，这些战争没有一场与“权力转移”有关。为了获取物质利益而发动的战争也仅有8场，而且主要是在18世纪。而在62场战争中，地位都是首要或者第二位的动机，有11场则与复仇有关。而争取地位与报复敌人的行为，都是由情绪推动的，因此可以说，情绪要为近几百年来的战争负首要责任，而讽刺的是，对情绪因素的研究恰恰是国际关系学所长期忽视的。勒博的研究角度与结论挑战了传统的战争起源学说，这是本书最大的新意所在。

为什么勒博认为在现代各国开战的冲动大大降低了呢？因为发生了三种思维方式方面的变化。首先是重商主义思维不再盛行，理性的领导人日益形成的共识是：财富不是有限的，一国之得利并非必然要以另一国受损为代价，与他国展开共赢的合作是增进经济福祉的最佳方式。不过，衡之以现实，这一乐观判断有时也会受到历史的嘲讽，如一战前夕一些自由主义者曾乐观预言，欧洲各大国经济上的紧密依赖已使世界大战变得得不偿失，事实却证明各国领导人并不像经济学家那么理性。但观念确实或许是以渐进、缓慢的方式变化的，至少，单纯为获得物质利益而发动战争，将日益成为一种愚蠢行为，从而为政治家所摒弃。

第二个变化是集体安全观。欧洲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是其雏形，奥地利、普鲁士与俄罗斯试图以安全合作方式维护欧洲稳定。在20世纪，经过国际联盟的失败尝试（未能阻止二战爆发）之后，各国联合构建了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集体安全机制，以免“后世再遭今日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西方国家则组建了“北约”。不可否认，这些集体安全机制有各自的缺陷，但毕竟好于过去各国以单打独斗方式来维护安全的做法，因为后者很容易催生“安全困境”。

在勒博看来最为意义重大的思维变化是各国对于“地位”的看法，毕竟地位是最重要的战争动机。在现代国际关系形成的早期，获取国际尊重的捷径或许是发动战争赢得军事荣耀，而现在，国际地位与军事胜利的相关性大大降低了，有时只要发起战争就会有辱国际形象，即使把仗打赢，也会损害国际地位。在战争的边际成本大大提高的情况下，以把资源投入和平的途径来提高国际地位，变得更为有效。在这方面德国也许是个好例子：和平主义赢得外国的赞誉和尊敬，反过来促使它更坚定地在和平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国力日益强盛。这也是对权力转移导致战争理论的挑战，因为如果崛起国家要提升国际地位，更高效的选择是不发动战争。

勒博基于历史文件与数据的研究颠覆了我们的一些传统观念。比如，领导人经常会为了转移国内人对内部矛盾的视线而发动战争，而勒博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低，1982年阿根廷军政府进攻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也许是鲜见的例子之一。

本书还激烈地挑战了权力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支配性大国及其盟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或许对崛起大国不利，后者遂诉诸战争来改变秩序，争夺权力，因而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战争或许不可避免。近年来一些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把中国崛起与20世纪上半叶德国、日本的崛起相比，讨论中美战争的危险性，就带有强烈的权力转移理论的影子。但他们也许忽视的一点是，这番比较的前提就是错的，因为一战与二战并非如权力转移理论所设想的那样，是德国（日本）作为崛起国为击败大国、重塑国际秩序而发起的战争。相反，史料表明，一战各交战方都视自身为防御者，而德皇作为德国的参战决策者，主要是为了荣誉而选择在萨拉热窝事件爆发后投入战争。而且，如果权力转移理论成立，那么随之而来的结论就应该是，战争胜利者会安排国际秩序，使之有利于自身，因而其力量相对于失败者会上升，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法国在拿破仑战争失败后的几十年里，继续拥有相对于普鲁士的国力优势，而德国在二战战败后，到1960年实力就又超过了英国和法国。这番探讨对于中国的现实意义是，当人们拿当前的中美关系与一些历史场景比照时，其理论出发点也许就是不稳固的，这进而让我们对任何所谓中美（或中日）冲突“不可避免”的说法产生深刻的怀疑。

不过，勒博的理论从一个角度看是创新，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复古。古人也许比今人更愿意承认，引爆战争的是激情而不是利益，拿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来说，是对美女海伦的浪漫争夺，而不是阿伽门农夺取特洛伊商业利益的勃勃野心。只是到了现代，利益才成为主导性话题，而激情因素因为难以测度、难以捉摸而被从学术研究中驱逐出去。而且，从长期看，他的理论可能不是把我们引向“审慎乐观”的结论，而是悲观的结论：如果战争的主要动机不是安全、利益等冷静的算计，而是对地位、复仇等情绪目标的追求，这些动机不是更难被消除吗？也许可以说，人类的战争冲动本身并未减弱，只是受到了当前国际现实与观念变化的制约。

所以，勒博与现实主义者的分歧并没有那么大。即使是现实主义的大师摩根索也同意，维护和平更多地取决于领导人的道德品质，而不是力量平衡的状态。对于阻止战争的爆发，领导人的观念异常重要。如果他们都像1914年的欧洲各国元首一样，认为大国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这就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而如果他们具有远见、勇气和自我控制力来避战，战争的几率会降低。虽然勒博一直在强调文化和意识，他并未像对待权力转移理论那样，雄辩地彻底驳倒现实主义及均势理论。意识与利益依然在同时起作用，要真正远离战争时代，不仅需要领导人及普通公民有强烈的珍惜和平意识，而且要让致使各国更难以从战争中得利的这种当前的国际经济与法律秩序维持下去，不被破坏，而是更趋改进。导致战争风险降低的当前的国际秩序，并非人类与生俱来就享受的恩典，而是历史在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洗练之后凝结的精华，尽管它仍存在很多让人不满甚至愤怒的缺陷，仍需理性地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