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对于中国的观察，始于1964年。

那年，这位刚满25岁的澳大利亚青年第一次踏足北京。在日后所撰回忆录《我与中国》中，他写道“作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我想亲眼看一看新中国”。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能够进入红色中国的西方人简直可用“凤毛麟角”来形容。而这一次“令人兴奋”的中国之旅，也让特里尔在日后的岁月中同中国结缘，并帮助他进入中国问题研究领域。

此后，特里尔赴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师从亨利·基辛格、费正清等中国问题专家。博士毕业后，留在哈佛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还参与了1971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及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为中澳建交所做的努力。

1980年，特里尔所著《毛泽东传》公开出版，获得多方好评。在他的老师费正清看来，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对中国最伟大革命的历程、动机和主要活动做出了“卓越的叙述性的解释”。这本书使特里尔跻身西方中国问题研究一流学者行列，同时，也让他在遥远的中国拥有了大批的读者。中国的出版社统计，在1998年初，《毛泽东传》在中国就卖出120万册。

日前，特里尔再次来京，参加“世界汉学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他表示，随着中国的崛起，在重新确立全球秩序时中国将起主导作用，中国政府将在制定国际规则和解决国际问题方面施加影响，而且这种局面也会被世界各主要国家接受。特里尔进而大胆假设，如果未来全球化对单边主义造成致命打击，中美“G2”成为领袖力量或许可行。

近期，本报记者在北京专访了罗斯·特里尔先生，请他就中国未来崛起的道路以及可能遭遇的挑战发表看法，并探讨了2049年之前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会是什么。

在这位美国学者眼中，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未来中国的崛起仍属大概率事件，“唯一能阻止中国崛起的是中国人自己”。

中国崛起与美国

21世纪：在您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疑问：中美各自的价值观能共同为新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吗？在您看来，新的世界秩序下，中美各自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有种声音认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真正挑战其实是中美身份冲突，中国崛起对美国最大的挑战是，美国的国家认同——美国绝不做老二；而美国霸权对中国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的国家身份——中国美国化。您怎么评价这种声音？如果中国真的想要成为一个世界版图中的“大块头”，美国会怎么想？

特里尔：我不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是一个挑战。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对美国人心理上造成冲击，但不会对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形成任何挑战。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属于一个文明帝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这个文明帝国而言无疑是个新生事物。类似的情况，在美国是绝对不会发生，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并不是一个文明帝国。

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肯定会对美国人的心理造成冲击。从1945起，美国就一直是世界老大，美国人在心理上也习惯这个地位。如果有一天美国不再是世界第一，美国人会感到震惊的。但你知道美国人会怎么做？他们会“反击”。我这里说的不是“交战”层面的反抗，而是指美国人性格中的一些特质。尽管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喜欢努力工作，平常也不太喜欢计较一些事，但当某些事情发生后，美国人是有能力也有可能突然变得很有侵略性的。

这种情况曾在1942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发生过，当时美国人的全民动员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很多企业主动为政府提供各种服务和装备，而这些企业此前并不生产武器，仅仅在6个月后，美国的工厂就生产出了令全世界惊讶的武器装备以供战争使用。

美国的国家认同包括绝不容别国侵犯自己的领土，所有的美国人都支持这种观念。其实现在普通的美国人并不担心中国，美国政府里边的人也不那么担心，他们并不认为中国正在四处不断出击，这一点，我很清楚。倒是美国媒体方面，比较关心中国的崛起。美国人实际上担心的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经济威胁，不过他们也注意到美国超市里售卖的中国产品质量不错，价钱也便宜，所以美国草根阶层并不排华。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大块头”，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尽管很有力量，但是还没有能力去很好地规划使用这种力量，对此美国政府很清楚，所以他们并不担心。一些美国政府官员所担心的是中国军事力量壮大后可能会鲁莽行事。

中国确实走在崛起的道路上，但美国也不会衰落，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中国处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美国则在太平洋[4.81 -1.03% 股吧 研报]的另一端过自己的日子。美国的成功在于科技的进步和创新，我认为美国会是一个保持持续进步的社会，我不觉得中国的崛起会简单到只取代了美国现在的地位。

缓而稳可能吗？

21世纪：在您另一篇刊于《威尔逊季刊》的文章中，曾明确提出希望中国的崛起“缓而稳”( Slow and stable)。能否具体解释一下“缓而稳”的含义？

特里尔：从历史上看，大国“缓而稳”的崛起是有成功先例的，相反突然崛起并取得成功还没有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德两国都想要突然崛起，最后导致的结果我们都很清楚。而美国的崛起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非常缓慢，甚至还有点不情愿，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发生。再往前看，英国的崛起也是如此，整个过程非常缓慢。而缓慢的崛起过程，也减少了上升时的阻力，这是我为什么觉得中国的崛起应该一步一步来的原因。中国领导多次提到，中国国内发展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是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在政治上的首要任务，让人民安居乐业，对于共产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纪：从“金砖四国”(BRIC)概念，到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北京共识”报告，再到2008年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G2”，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相对于中国的“低调”，美国人更愿意给中国的发展“扣帽子”，而且这顶帽子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您怎么看中国头上戴的几顶“帽子”？

特里尔：“金砖国家”的定义不太准确，因为几个国家间没有太多关联性，而崛起这个趋势本身并不是重要的共同利益点。至于说“G2”，目前实现起来有一定难度，其他大国会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进来呢？英国的前首相就曾表示应该是“G3”，欧洲也想挤进来；日本呢？他们当然想要成为“G4”。即使是“G2”，当世界碰到麻烦时，给谁打电话呢？北京还是华盛顿？未来中美两国之间会有很多对抗，“G2”将会遭遇巨大的机制挑战。

我觉得所谓的“和谐世界”，并不一定要求所有人都有同样的价值观。国家间的价值观可以不一样，但可以有“平等的自由”，一种动态的平衡。“平等的自由”并不是漂亮的定义，而是有过成功实践的。东亚地区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拥有了繁荣与和平，为什么？很简单，从越战后美国就没有再越界直接插手东亚事务，而是通过东盟等多边框架来牵制中国，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也趋于正常化；至于中国，邓小平说过，中国要优先发展经济。瞧，这就是平等的自由，一种动态的平衡。

限制崛起无法奏效

21世纪：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很可能会重蹈上个世纪40年代内战时期的情形，并给亚洲带来很多动荡，这未必对美国利益有多大好处？

特里尔：当然，如果未来中国发生动荡，那非常不好，尤其是对美国。毫无疑问，能够从中国分裂中获得好处的只有日本和俄罗斯，真正符合美国利益的是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我希望不要发生这种情况。我确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找到一条道路，全世界也在都注视着中国寻找道路的过程。中国不是俄罗斯也不是美国，它有自己的方法。1978年重启改革，邓小平做得都很聪明。中共也可能找到一条路能平稳地通向未来。

但是，一般而言，当你有了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社会形态，有接受了更好教育的人民，有了更多的财产，这个时候是应该思考完善法制和建立规则的时候了。中国应该有一个基于民众的统治体系，我不会定义这个体系，这个体系或许不是由普通民众制定的，但必须要经受得住民众的检验。但是现在这个体系是欠缺的，不过我也承认，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可能届时情况还不如现在。

21世纪：您的祖国刚刚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白皮书称，“亚洲正走在重返全球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的道路上，这趋势不可阻挡且正在加速，在亚太地区中美两大国博弈背景下，任何旨在限制中国崛起的政策都不会奏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您认为白皮书中所提出的结论是否成立？

特里尔：中澳关系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两国之间关系很好，这份白皮书不过是个“赛前动员”(pep talk)。作为鼓励性谈话，没有什么新东西。的确，正如白皮书中所言，任何旨在限制中国崛起的政策都不会奏效。在我看来，唯一能阻止中国崛起的是中国人自己，可能是中国人改变了自己的道路，或者是在现有道路上继续前进时遭遇重大挫折。

21世纪：我个人的理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中国自己做对了，别人是无法打断你上升的过程？

特里尔：差不多，我就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