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第一解释权 传媒竞争新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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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上领会掌握话语权、主导权的要求对执政兴国的重要意义
    在今天的形势下,为什么强调要在舆论竞争和斗争中掌握话语权、主导权?我理解,这体现了新形势下执政兴国的新要求,体现了对增强执政能力的新要求。
    对我们所在的时代,我有三个描述。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更可以说是信息全球化时代。因为,信息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过程和结果;是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更可以说是新媒体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具有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力;是物质丰富的时代,更应当说是信息化生存时代,信息继物质、能量之后成为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资源,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现代社会,新闻媒介是一种谁都必须正视的力量。而互联网,在今天不仅是一种文化、一种现象,更是最重要的信息承载体,是信息化生存方式的体现之一。互联网不仅蜕变、裂变出一系列新的技术手段、传播形式和传媒形态,而且影响、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更深刻地影响着传统政府组织的运行,影响着执政思维与执政方式;不仅影响并改变着传统媒体的运作方式,而且更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们与传媒的关系模式、接触方式,更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信息消费方式和利用方式。建立在体悟互联网文化基础上的信息利用能力,影响着人们信息化生存能力;而建立在体悟互联网内涵基础上的话语权、主导权,更是我们必须掌握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能深刻理解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才能更好地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
    在和平条件下,国家间的战略竞争与战略较量,除了体现在综合国力的竞争,还体现在舆论力量的较量与竞争。舆论引导能力实际上是软实力中最硬的部分,是连接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键环节,或者说,是最有效的硬实力放大器。在这样的竞争和较量中,我理解,较量的,就是传媒运用能力,就是信息利用能力。
    政治学有一种著名的观点:所有的权力垄断最后都是一种信息的垄断。实际上,在信息时代,认识信息,就发现了力量;占有信息,就拥有了权力;整合信息,就增强了能力;传播信息,就施展了力量;形成信息流,就形成更强支配力。
    信息因其比较和组合而更有价值。就此而言,处在零散状态下的信息,其价值显然远远不如组合与比较中的信息,信息碎片的价值与驱动力显然不如信息组合与信息流。
在信息时代,所谓强者,在于善于运用信息驱动力。信息就是力量。
更深刻地把握受众心理和接受习惯,牢牢掌握第一解释权
    在新媒体时代,要真正掌握话语权、主导权,还必须“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把握新兴媒体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新兴媒体:从技术载体来区分,大致有四类,即基于互联网的,如网站、搜索引擎、即时通信工具;基于通信技术的,如手机短信、流媒体式手机电视;基于广播电视的,如广播式手机电视;基于卫星的,如直播卫星。这四类中,前二类的影响,人们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他们拥有强大的内容聚集能力和用户聚集能力。因而,也获得了较强的经济实力。中国的新兴媒体,依据中国人的特点和需要,创造了一些新的产品,具有较强竞争能力。从2008年第一季度的年报看,腾讯总收入14.329亿元,盈利为人民币5.420亿元。而卫星对新兴媒体所能带来的影响,我们还需要扩展想象空间。实际上,这次地震北斗卫星导航终端所具有的发短信功能已经让人们看到了新的空间,看到了8年前手机短信的影子。
    如果说,在印刷媒体为主的时代,人们期望的第一时间,是以天为单位,昨天发生的就是新闻;那么,在广播和电视兴起后,人们期望的第一时间变为以小时为单位;而在卫星和互联网提供了更多传播可能的时代,人们期望的第一时间,是以分钟为单位,甚至是与新闻同步。于是,谁能够更快,谁能够不断地同步报道新闻,谁就可能成为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的第一选择、第一依赖、第一信息源。
    但传媒发挥影响力,不仅在于以最快速度告诉人们发生什么事,更要告诉人们是怎么回事。不仅要报道,更要解释。传媒的深层影响,体现在新闻事件关键信息的提供,更体现在对事件原因、意义、影响的解析,对现场隐含信息的分析,对重大措施的价值与影响的阐释上。这种解析、分析、阐释,总体上,是传媒解释能力的集中体现。体现好解释能力,才能更好地挖掘现场、事件、措施等等信息的价值。谁解释与挖掘得更好,谁就等于对新闻事件的真正内涵与价值更有解释权,对舆论与人心就更有影响力。这次地震电视直播就体现了这种解释与挖掘。
    在今天,信息全球流动是重要的时代特征之一。人们可以接触的新闻信息传播渠道众多,信息来源多元、迅速、便捷;人们可能关注的事件、现象与信息越来越复杂,任何一个具体事件都可能引起广泛关注,甚至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舆论危机。面对诸多突发事件、社会热点,任何一个主流媒体都很难说自己可以一直是第一报道者,都很难说自己可以握有报道先机,在人们心中形成第一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流媒体增强舆论引导力与影响力的着力点,就是在新闻事件发生后,不仅努力成为全面、权威的报道者,更应当努力成为深刻、权威的解释者。也就是说,主流媒体要想发挥主流影响力,必须牢牢掌握第一解释权。
    可以说,解释力是传媒综合素质中最重要的能力,解释权是传媒在重大报道中必须掌握的权力。在新闻事件发生后,这不仅是指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更是指报道、分析、解释、判断的水准更应是第一流的,更是具有足够说服力的,更应当是能够让尽可能多的人们信服的。传媒不仅努力成为全面、权威的报道者,更应当努力成为深刻、权威的解释者。
    所谓第一解释权,不是传媒的一种权力,而是一种基于以往业绩获得的公认判断,即受众心目中对一个传媒解释、分析、判断能力和水准的判断;也不是传媒的一种权利,而是因为一个传媒的解释、分析、判断与事件实质、历史走向的相互印证,在人们心中赢得的信服。严格地说,第一解释权更像是一种期待和确认,一种威信和位置。当一家媒体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对新闻事件与现象的意义与价值做出恰当而令人信服的解释,或者其分析和判断总是被证明更高人一筹,人们就形成一种印象和推论,这家媒体具有这样的素质和能力,能够在适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做出恰当判断。于是,久而久之,这样的媒体就拥有了这方面的权威与影响,就好像拥有了对新闻事件与现象的第一解释权。
    在今天,为什么要如此看重第一解释权,就是因为越是渠道多样、信息丰富、事件复杂,人们就越是需要权威的分析、判断和解释。回顾这些年来人们的思想变化过程,分析一些突发事件引发的社会热点的形成过程,解剖一些舆论危机的演变过程,就会发现,真正对人们的心理、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事实,而往往是对事实的解释;并不仅仅是事件本身,而是关于事件的某种描述和分析。也许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证明,对历史的记录和转述,本来就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人们只能通过努力不断地逼近历史的真相,而很难说就获得了历史真相本身。从传播规律说,事件传播实际上传播的是对事件的描述和解释。就产生影响而言,解释往往比事实本身更直接、更深刻、更有力、更难以改变。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解释能力与解释效果上。
    正因为如此,所谓第一解释权,并不因为某个传媒历史悠久、地位重要就自然获得,它一定是这个传媒的实践效果使然;并不因为其曾经拥有这样的解释能力和业绩就永远拥有,它一定是一种舆论博弈的结果,而要不断努力才能保持;也并不因为一个传媒一直在努力就新闻事件和现象做出分析、判断就当然握有,它一定是因为受众给予认可才能够形成。
也许可以说,第一解释权是一种评价,是受众心目中对传媒解释能力和水准的评价。这种评价实际上就是对这个传媒舆论引导能力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比一般的其它评价可能更切中要害和实质。
    正因为如此,主流媒体能否不断在适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对新闻事件和现象做出恰当判断,就成为衡量其是否能够很好地履行舆论引导职责的标准。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解释能力与解释效果上。因而,必须握有第一解释权,这不仅是指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更是指报道、分析、解释、判断的水准更应是第一流的,更是具有足够说服力的,更应当是能够让尽可能多的人们信服的。第一解释权,就是舆论引导权,不可轻视。
掌握了第一解释权,就更有力地掌握了话语权、主导权。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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