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忠

　　 出资人的模式

　　 近日，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文化产业被定义为国民经济中为数不多的支柱产业之殊荣，既预示决策层对强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也反映文化传媒产业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影响力。

　　 自十六大决定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全国各地就围绕如何推动管办分离和有效平衡传媒企业的公共性与产业性等展开探索，形成了重庆和深圳模式，南京和广州模式和上海模式等三种典型的发展模式。如重庆等主要是政府出资成立国有文化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作为辖区内广电、报业、出版和新华书店等集团的出资人，该文化资产管理经营公司由市委宣传部主管、市财政局监管，代表市政府作为出资人，同时成立文委作为市场监管机构，以实行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分离。南京等是在市国资委旗下组建文化产业集团，以出资人身份管理广电、报业出版和电影剧院等集团。上海则通过市国资委发文将上海的所有文化资产委托市宣传部监管，并根据不同文化行业属性，成立文广、文新、解放日报和新世纪(15.81,-0.33,-2.04%)出版等集团。

　　 不过，各地文化体制改革在形式上虽有所不同，如出资人有的为国资委，有些为财政部；但鉴于目前管理层对文化传媒资源的属性缺乏思维超越，把广电、报业等文化资源内含的意识和价值观传播属性定义为公共文化资源，而对曲艺、剧场等资产定为经营文化资源。这种文化属性的划分致使广电、报业等虽借助制播等手段把经营资产组建公司，但这种内容和媒体介质的分离使改制企业难以在数字技术下与新浪等展开有效竞争。这就使当前几乎所有文化体制改革模式，都未有效突破文化企业内事业制与企业制的二元化特征，其改革更多是机制变通，而非体制变革。这也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再度强调文化体制改革的用意所在。

　　 区分时政类和非时政类资产

　　 与此同时，当前各地文化体制改革主要立足于资本运营，更多地希望企改使文化传媒企业符合上市条件，以解决其过度倚重财政的供给模式，并为其数字化技术下的产业扩展和转型重塑提供融资便利。借此审视当前比较典型的几大模式，不难发现重庆和南京等模式在资本运作和跨媒介整合等方面相对便利，即文化投资集团等作为资本运作平台，可通过股权调整等对广电、报业和出版等资产进行合并重组，以避免重复建设，增加协同效应。上海等则因市宣传部管理的文化资产缺乏类似清晰的资产整合平台，只能依赖资产划拨等形式进行优化整合；不过，多个集团同台竞技可产生竞合效应。如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在以文广新闻为主的基础上，把剧团、院线等非喉舌的经营性文化资产纳入其中，既实现了强扶弱之效果，又显现出整合协同效应——曲艺剧团等借广电系统扩大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典型的为周立波现象，同时又为广电平台内容提供丰富素材。

　　 当然，这种过度注重资本运营和硬资产的改革带有典型的产业资本发展思维，而文化传媒产业属于轻资产行业，最大的资本竞争优势在于人力资本，而非实体资产规模，否则转制上市后的扩张带给企业的只是肥胖症，而非竞争力。如广电的制播分离本质上是产业链上的体制性分割（部分为事业制，部分改为企业制），这使得改制后的企业主体能否在市场上获得竞争占优，依赖事业制的内容之于市场的接纳程度，而二元制使制造内容的难以直接接触和响应市场需求。

　　 我们认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首先使经营性文化资产激发市场活力和人力资本潜力。最为典型的案例是主打娱乐休闲节目品牌的电视湘军的崛起，以及《非诚勿扰》、《中国达人秀》、《饭没了秀》等品牌节目亮相荧屏，都得益于经营性文化资产改制焕发出的市场活力和人力资本创作激发。同样依附于报刊的娱乐周刊、旅游周刊、购物周刊以及各种增刊等，也逐渐通过外包给广告和创意公司更加丰富和活络。此外，各地文交所和设立的文化基金既为经营性文化产品提供了低成本交易平台，也为诸多文化产品的融资提供有效渠道，最为极端之案例当属天津文交所证券化书画、文物等经营性文化产品交易等。

　　 显然，广电和报刊出版等非喉舌类栏目和版面活力的焕发，受益于决策层在非时政领域管制的放松，迅速激活了该领域的市场化分工协作，而市场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提高了相关领域的劳动效率和创作激情。

　　 整合的路径

　　 当然，当前如何适应文化市场需求的跨区域甚至跨国性也是当前文体改革亟待破解的难题。当前文化传媒企业的跨区域运作正在零星试点，如南都在珠三角的跨区域布局，与云南信息报和新京报的跨省区合作，文广传媒旗下第一财经与宁夏卫视及湖南卫视与青海卫视的跨省区合作等。但文化传媒企业的跨区合作案例在文化传媒资源属地管办下还主要是基于内容和经营层面的股权合作，而非真正的跨区域资源整合，且风险较高。然而，文化市场消费者却不存在地域性。这必将导致各地文化传媒资源因无法有效整合而导致大量重复建设，而本来数字化等新媒介可极大地为跨区文化资源的低成本优化重组提供技术支持。

　　 由此可见，当前文化体制改革要极大地激活国内文化传媒领域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文化传媒领域实行彻底的管办分离，为赋予各地文化传媒企业完整的市场主体提供制度支持。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加快实施的文化体制改革正逐渐趋向彻底的管办分离和政企分开，各地成立的文化资产管理公司，为所有文化类资产跨区并购重组提供了资本运作平台。这种更加注重资本和市场层面的经营运作、资本重组等将反过来助推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从而有助于产生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市场发展、文化市场发展助推体制深化的良性趋势互动格局。

　　 这一体制改革与市场发展的良性趋势互动格局一旦形成，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市场走出目前条块分割的市场割裂，所有文化产品的监管也将逐渐出现系统性重塑。今后各地宣传部门的监管将逐渐顺应市场化的发展脉象，由目前中央宣传部纵向主导、地方横向主管结构转变成中央宣传部委托地方宣传部门属地管理的纵向一体化监管格局（如在维系地方党委主管地方宣布下，强化中央宣传部对地方宣传部门的垂直管理的上下级关系）。同时中央和地方整合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行政资源合并成立文委，行使对文化系统的行政监管职能；目前重庆、上海等地已整合当地分散的行政资源成立地方文委或类似的新行政执法部门。

　　 同时，中央地方宣传部门间垂直性矩阵管理模式的构建，将意味着带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引导的公共媒体将主要以经过重组中央级媒体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广电等为主导，而这些隶属于中央宣传部的公共传媒的各地分社等将实行总社与地方党委共管，这样既可强化公共性媒体之力量，又有助于中央地方宣传口径的统一。这样的话，无疑将为目前隶属于地方党委主管的党报党刊和广电出版等的市场化和企业改制提供空间，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并可借助各地的文化传媒投资控股集团等实行跨区兼并重组，从而在全国形成多个竞争性的文化传媒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