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坦国际STANCHINA

编者按/ 经过60年呐喊与解放的艰辛历程，市场经济释放了发展的巨大能量，但无形之手却并没有像人们最初希望的那样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急速扩张的经济体量大有把一切划归经济逻辑之势，这显然造成了社会各个层面的紧张，当“血汗工厂”现象突然被媒体曝光在公众面前，人们自然开始怀疑这种经济增长的道德性。道德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应该被赋予怎样的内涵？

　　“为什么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调整经济？”——茅于轼1957年

“先习后学，边习边学”

　　计划经济年代的道德是一个“高、大、全”的字眼，个体的自由与福利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经济的内生力量也被压制。

年轻的茅于轼在五十多年前跟伯父、著名桥梁专家、教育家茅以升的交流，似乎在冥冥之中教会了他用科学方法去发现真知。

　　彼时，茅以升家在东单，茅于轼住在王府井，茅于轼经常去伯父家拜望、问安。“他有什么新想法愿意和我谈，我受他的影响比较大。”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时，茅于轼在铁道部研究院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一个公开场合，茅于轼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与忧虑：为什么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调整经济？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一番慷慨陈词带来的是一场无妄之灾。

　　要知道，在那个特殊年代，市场、价格，无疑都是敏感词汇。

　　195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反右运动如火如荼。起初，茅于轼被定性为“右派”言论，然而因为当时铁道部研究院5%的“右派”名额没满，差两个人，于是茅于轼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戴上“右派”帽子的茅于轼，工资直降两级，从133元降到100元，直到20年后才恢复到133元。

　　1969年开始，茅于轼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保证火车正点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节约燃料。当时，他依据的是非线性规划去推导，一直没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期间阅读了很多书目，比如《运筹学》，俄文书也看《变分法》（是处理函数的函数的数学领域，和处理数的函数的普通微积分相对。编者注），《变分法》是茅于轼推导推演的主要依据。

　　10年之后的1979年，出身工科的非经济学者茅于轼推导出一个理论：择优分配原理，那一年他已经50岁。择优分配原理其实是数学规划、资源配置问题，比如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灯开放的分配时间多少才是最佳状态，既不影响交通流量又不影响质量。一定量的化肥，如何分配生产的粮食最多？

　　择优分配原理导出的结果就是价格配置资源，这个原理通过数学规划的方式重新构造了微观经济学。

　　“只有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形成的价格才是真正的价格。”——茅于轼1984年

平等和自由才是道德的市场经济

　　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包干”到价格改革，市场逐渐开始主导资源分配，个体权利逐渐得到尊重。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与实践的进展相呼应。

　　在一篇庆贺茅于轼80寿辰的文章中张维迎曾如此回忆：第一次认识茅于轼是1982年春天，当时我从西北大学毕业考上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开学不久，第一次“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举办，茅于轼宣讲了他的择优分配原理，从数学最优解的角度来解释资源配置，让人耳目一新。

　　1984年茅于轼把《择优分配原理》做成一个油印本，这个小册子在京城经济学人的圈子里广为流传。在茅于轼看来，平等和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平等和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只有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形成的价格才是真正的价格，才能最好地配置资源。茅于轼将市场制度称为“财产受到保护的自由交换制度”，并将价格喻为“经济学的地心引力”，他运用数学模型证明了价格之于资源配置、经济运行的极端重要性，甚至喊出了“价格万岁”的口号。

　　茅于轼是孙大午非常敬重的长者。

　　2003年5月29日，河北徐水民营企业家孙大午被指向3000多户农民借款达1.8亿多元，以非法集资的罪名遭到收押。当年11月，孙大午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孙大午事件”一度轰动海内外，孙大午的个人遭际被视为民营企业群体的“原罪”之殇。

　　2003年7月31日，茅于轼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为“孙大午案”组织召开研讨会，主题是“从孙大午案看民营企业融资的法律环境”，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茅于轼为孙大午案四处奔走，称此案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在他看来，孙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

　　孙大午感激茅于轼：“他救我，不是出于私心、私情，而是出于一种公义。我觉得他是在为民营经济呐喊，在为改革鼓与呼。”

　　“市场经济需要道德约束的原因之一是，道德约束与法律约束相比较是成本非常低而效率最高的一种约束。”——茅于轼1997年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人们曾经以为市场经济天然是道德经济，会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茅于轼的思想也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1985年茅于轼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不是对美国有兴趣，而是对中国经济有兴趣。

美国研究所负责人笑呵呵地对茅于轼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要向美国学习。”那位负责人很开明，他准许茅于轼用1/3的时间研究美国经济，2/3的时间研究中国经济。

　　一年之后，茅于轼被派往美国参加一个讨论中国经济的学术会议。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萨克斯（Jeffrey Sachs）看上了茅，请他去哈佛大学做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

　　美国的富有与发达让茅于轼极度震撼，在美国游走、讲学的那一年，他满脑子充斥着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妨碍了中国人致富？如何让中国人富裕起来？

　　当茅于轼开始思考“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该怎么走”？他有了自己的答案，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体制，中国应该走向市场经济。

　　穿越经济的迷雾，抵达精神与道德的内核。1997年，茅于轼出版了个人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该书一经问世即引起海内外的普遍热议。那一年，正值中国经济全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推进的时刻，中国人的道德观也经历着重新厘定的迷茫。茅于轼主张建立市场经济道德观，他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道德观念要作重大调整，这也许比价格调整、所有权调整更困难、更重要”。

　　2008年9月，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儿奶粉中检出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多位食用婴儿出现肾结石症状。随后，这一事件迅速扩大，并最终演变为举世震惊的“毒奶粉事件”。三鹿事件让企业、企业家的伦理道德蒙羞。茅于轼一直坚持的观点是“道德约束是比法律约束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一种约束”，但是类似“三鹿毒奶粉”这样的事件，如果单纯依靠道德的力量恐难实现“约束”。由此来看，法治规范或许比道德约束更为有效。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理性看待法治与道德的辩证关系？

　　“法治和道德都需要，不能偏废，一个好的社会是法治与道德并重，道德是最基本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承认个人利益，但是也有严格界限，一些方面是不能过分泛化的。”茅于轼认为，中国人的道德观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代的道德，主要特征是从秉承无私奉献转移到追求个人利益。这个阶段容易走过头，比如，个人利益的过度化追逐。其次是把金钱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阶段是对金钱、道德的再认识。

　　市场经济需要成本，而且还有难以计数的道德成本。市场经济道德观念的重整与重构是无法淡漠的中国命题。心存敬畏、善性做事，至诚至信、义利兼顾，就是有道德感的市场经济。

来源: 中国经营报 

作者: 张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