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卡---未来统一社保卡的雏形

(原题:今天,你幸福了吗? 访公民卡先生--史坦国际创始人苏纲宪)

 
 

史坦国际STANCHINA

 
 

  幸福是什么?在网络中盛传着这样一句,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在电影中,范伟说,幸福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厕所,就一个坑,你蹲那了,你就比我幸福。那么今天,我们中国人的幸福感又从何而来呢?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 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不同,比如市民某某说:幸福就是工资再高一点,晚上少加班。而职业经理人某某认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要把公司做成一个世界品牌。而专家认为,幸福感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其实早在20世纪的70年代,南亚不丹王国的国王便提出了关于国民幸福指数(GNH)的定义,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
     
今天,就中国人的幸福感应从何而来这一问题,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史坦国际创始人苏纲宪先生,这位独立思想库的掌门人提出了一个看似乌托邦的设想---“公民卡的概念-----利用金融杠杆的作用实现中国人生下来就可以拥有100万。

                                                 中国的政府有着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这个看似乌托邦的提议其实有着非常强的可行性,按苏先生的观点:因为在中国,政府有着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加上30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比如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对于政府组织动员能力的客观体现,在传播学中,有一个议程设置理论,大家好像排练过一样。中国的举国体制有着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当然,它的优越性与危害性却形同一把双刃剑。

                                                        “公民卡的推广与使用

      现在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幸福,追其根源就是错把手段当成了目标。“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是一种手段,而GNH(国民幸福总值)才是最终的目标,我们不能把手段当成目标,关于GDPGNH的关系,苏先生侃侃而谈“GDP只是保障社会前进的一个经济指标,它不是幸福的唯一要求,而现今的情况下我们都要全面双向的发展,GDP高不代表人民就幸福,但最终使人有幸福感才是社会、政府、老百姓的统一目标,这是一个大的方向。马斯洛的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那么当我们的生命安全都不能够得到很好保障的时候,当我们衣食住行都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GDP大概也只能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数字了。
     
苏先生说: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物质积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我们的医疗保险、教育、失业等等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应建立一个以社保基金为基础,社会应急救助系统,统称为公民卡,钱应该是由政府来买单。利用金融杠杆的作用,用保险、信托、基金等方法。比如,分割一部分国有上市企业的股份,作为全民持股平均分配给13亿中国人,作为公民卡资金的来源。苏先生笑言,如果我们老百姓食不果腹,那么还要天安门附近的高楼大厦干什么?把它们都卖了,换成钱,给老百姓吃饭,看病!
     
虽然此番言语略带调侃之意,但他所言着实是站在了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立场之上,替我们每一个公民道出了心声。如果当我们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相应的保障,那么国将不国便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每一个公民从出生起就应有一百万

      “‘公民卡应该像有磁卡的身份证,跟银行卡是一样的,国有企业的分红直接打入公民卡。所有的违章罚款也都直接打入公民卡;所有的贪污的赃款也不缴入国库,而是直接打入社保公民卡,这样一笔钱,平均分配到13亿人的头上,就是每一个人最大的保障。取消各种类型的慈善基金以及捐款,直接捐助到公民卡中,并且在新闻联播字幕显示每天增加了多少、都是谁捐的。对于公民卡的设想苏先生又打开了话匣子,“‘公民卡应该是国家高新技术、金融杠杆、政府的组织系统发挥高度协调的体系。它的就是政府救助公民标志性平台。一百万不是让你日常生活的开销,而是在你生病、失业、养老等状态之时有最基本的保障。并且一切低保救助单位都是要定点的,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用公民卡去消费。
     
席间,苏先生提出政府应该有定点的采购单位,能够解决最起码的温饱问题,比如一个人刚刚大学毕业,暂时没有找到工作,没钱租房子,这个时候公民卡就应该发挥它的作用,而不是去靠父母。因为公民卡就是一个社会应急的救助系统,这是解决社会整体问题的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政府的压力也会小很多。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花了很多钱,但是并没有集中的解决问题。这个事情国外是做不好的,因为在中国,有着不同于其它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
     
加强公房的建设,而不是经济适用房,因为我们一般的百姓是买不起房的,所以特别是在地铁周边沿线,方便上班的地方加大力度多盖一些公房。再供应一些自行车一类的工具。这样上班的人才会在工作以及生产上投入更大的力度,对企业而言才能更好的发展,真正的做到了为企业排忧解难。
     
同理看病也是一样的,公民卡的出现会大大的减少因为没钱看病而产生的一系列人间惨剧,这是保证老有所养的重要前提,而不是对于懒惰的滋长。在这里,奖勤罚懒是对公民卡的一个重要要求。而中华民族也不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懒惰的民族。
 
                                                                 
幸福额度

      说到奖勤罚懒,就让人不自觉的想到了反腐的问题,今年两会中的李小琳代表提议说,应该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每个人都要知耻。作为公民卡的提议者苏先生说道,它的底线是一百万起,但是如果你的信誉良好,可以像信用卡一样增加它的透支额度,这样在杜绝贪污腐败上也起到了一定的良好作用。所以官员在贪污前会权衡利弊,不会轻易影响自己的信誉额度。
     
对于大家都十分关心的贪污腐败问题,苏先生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公民卡还应该是一个增值的系统,有它的投资性。可以投资、委托性炒股,保底性炒股,只有收益不会亏本,亏本就是基金贴钱。让整个社保落实到公民卡里,落实到每一个公民身上。
     
另一方面,应进行一系列的及奖励机制,比如为大学生增加外出旅游,拓宽眼界的机会等等。这个理想可以利用金融杠杆作用,通过挖掘整合社会资源,政府分担一部分,为人民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身杜绝上不起学、旅不起游、租不起房,看不起病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职责

      现代组织行为学认为,任何社会组织都是组织自身与组织环境相适应的产物。所谓组织环境是指影响组织并反过来又为组织所影响的因素组合。组织是嵌入于社会环境中的有机系统,组织与环境的互动使组织存在、发展于一个有机联系的组织生态系统中。因此,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经济组织,政府必须适应处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为保持政府与社会的平衡,政府内部就需要适时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和功能转换。
     
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迎接这一挑战,对政府职能及其管理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与重塑,无疑将成为今后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对于公民卡的美好期待,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来源: 商界人物 》杂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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