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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咸安政改”开始，宋亚平就成为与吕日周、仇和等官员齐名的“改革明星”。与那些局限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不同，宋亚平的改革举措主要是围绕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的，带有强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色彩。丰富的基层执政与改革经验，使现已担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宋亚平具有与一般官员和学者所不同的更广阔的视角、更多维的思考。针对近年来在县一级基层单位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及其所折射出来的种种深层次矛盾，宋亚平向本报谈了自己的看法。

矛盾形成了一个“结”

经济观察报：当年你在咸安做书记时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引起了轰动，最近你出版了全景式展现咸安改革历程的新书《咸安政改》，同样引起了很多关注。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是为了回顾历史？

宋亚平：不仅仅是为了回顾历史，更是为了总结历史，思考现实。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县一直是行政管理体系中最稳定的一个政府层级。各地延续数百年上千年的县很多，其中一些县从秦朝至今从未改名，甚至连治所也没有迁移过。县的稳定反过来必然促进国家的稳定，自古便有“郡县稳、天下安”一说。现在看来，县依然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因此，我写《咸安政改》的动机就是想提醒人们：高度重视县的基础性地位，充分发挥县域经济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对于国家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观察报：但是，当前中西部地区一些县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困难，也出了不少问题。例如，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都发生在县里，典型的是去年的瓮安事件和前不久的石首事件。

宋亚平：发生在县域的这些事件有很多原因。从表象上看，一个明显的教训是如今许多在县里担任党政 “一把手”的领导干部很年轻，缺乏基层单位的工作经历，社会实践经验少，处理突发事件能力差，甚至不怎么会面对面地去做群众工作，出了事情自然就心慌，不知所措，难以果断处置，结果错失良机，导致像防汛中一些“散渗”变为“管涌”，“管涌”又酿成了“溃堤”。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质疑，现在强调县域主要领导干部的年轻化是否合适？比如最近网上热议你们湖北省某29岁的市长。

宋亚平：我觉得很多评论的 “锋芒”并不是针对市长本人的，而是在拷问现行的县级干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有评论说得好，如果真正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选拔程序产生的话，别说29岁，即使只有19岁也恐怕没有人去说三道四。当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许多部长、省长、包括副总理不大多都是40岁左右的年轻人吗！但这些开国元勋们都不是由组织部门“精心培养”出来的，而是从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打拼出来的！虽然说现在时代不同了，但干部年轻化也不能从少数人中拔苗助长，更不能通过“钦定”方式产生。这不仅关系到选人用人的公信力问题，而且还涉及如何按照县域治理的任职要求去科学选拔人才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提醒要高度重视县域的基础性地位，是不是说县域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任职要求上有些特殊性？

宋亚平：历史证明，稳县靠什么，关键在县官。雍正皇帝曾经说过：“县令为亲民之官，一人之贤否，关系百姓之休戚。”正是由于这个极端重要性，历朝历代在县官的任职资格上从来没有强调过年轻化。我对明清时期湖北省枣阳、蒲圻、咸宁、通城四个县的县官作过初略统计，任职时的年龄绝大多数都在40岁到5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官员一般说来工作阅历丰富、实践经验老到、年富力强、见多识广，特别适合从事复杂的县域治理的任职要求。

经济观察报：尤其是在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冲突多发而激烈的情况下，县域党政“一把手”年轻化应该更谨慎。

宋亚平：县官是直接面对群众的“亲民官”。能否有效地掌控局面并妥善解决具体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基层工作过程中逐步积累的实践经验。现在，我们似乎不大重视干部必备的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对于县域治理的极端重要性。表现在两点：一是党政“一把手”的选用上片面追求年轻化，而且从基层单位选拔者少，从上级部门“空降”者多。二是任职时间普遍较短，屁股还没有坐热，情况尚未搞熟，又要挪窝甚至就升官了。这样的结果往往是用了一位年轻干部，却挫伤了一大批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年轻干部走上县域主要领导岗位之后，心态老龄化现象十分明显。讲话照本宣科，做事四平八稳，为人中庸圆滑，生怕人们看他不成熟、不稳重，全然没有年轻人那种朝气蓬勃、敢说敢为、能冒能闯的锐利与魅力。如果我们选用的年轻干部比老年人更小心、更保守、更循规蹈矩，那么，这种年轻化便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了。

经济观察报：我理解你刚才所说的意思，这只是一些县域发生的诸多社会事件的表层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

宋亚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发展仍然不够。在中西部地区的绝大多数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比较困难。产业结构单一、发展方式陈旧、基础设施薄弱、经济总量小、运行质量低；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举步维艰；政府机构臃肿，财政入不敷出等现象相当普遍。二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任重道远。如行政权力市场化的腐败劣变、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加剧、社会成员贫富差距分化严重、不同利益群体裂痕扩大深化、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居高不下等问题比较突出。由于公平正义得不到有效维护，社会弱势群体便认为自己没有享受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从而产生出一种被边缘化甚至被抛弃了的感觉。

经济观察报：于是，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不信任政府的思想情绪和 “仇官”、“仇富”的扭曲心态。

宋亚平：这些显然都属于发展中的问题，但也充分说明，倘若单纯地追求经济建设，忽视社会公平正义所遭遇的严重的挑战和深度侵蚀，非但不能有效地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健康、快速、和谐地发展，反而会导致干部群众逐渐悲观失望并引发牢骚怨气不断。当各种社会矛盾被长期积累成一个“结”之后，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如果处置不及时不果断，甚至出现失误，就极有可能使偶然性事件迅速升级，酿成群体性事件。

个别事件背后潜伏着社会危机

经济观察报：有人认为近年来发生在县域的一些事件，仅是一个个孤立的、没有关联性的个案，甚至纯粹是偶然性事件，你的看法呢？

宋亚平：不管是去年的瓮安事件还是前不久的石首事件，都发生在县里。看起来是一个个孤立的、不搭界的，甚至带偶然性的事件，实际上它们属于整个社会矛盾问题的一个侧影，也是多年来逐步积累而成的许多牢骚怨气的一种非理性发泄，相互间有其内在的紧密联系，反映出背后潜伏的社会危机。在这些危机面前，我们一定要高度清醒，从战略的高度迅速地做出反应，积极主动地进行一系列体制机制上的改革。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引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经济观察报：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中央和省不断加大对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你觉得当前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最关键、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

宋亚平：现在最为脆弱最为困难的是县，但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也是县。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一个省的综合竞争实力强大与否，决胜的根本就在于县。县弱则省弱，县强则省强。虽然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中央和省不断加大了对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县域真正发展终究还得依赖走内生型的道路。当前，县域经济社会要逐步摆脱困境，走向繁荣，最关键、最核心的要素就在于要有一批李云龙式的县委书记，带领全县的广大干部群众去大胆改革、不断创新、开拓奋进，科学发展。

经济观察报：社会转型期尤其需要李云龙式的人物，可是，大家往往只敬佩他，却很少有什么人真的敢去学他。

宋亚平：李云龙是一个对党的事业非常真诚的团队主要负责人，他不计较个人得失，甚至不惧怕牺牲，经常不按常规套路出牌，敢于向一切敌人亮剑，再困难的地方他也能够开创崭新局面。如果我们的县委书记都是这样大智大勇的李云龙，什么艰难险阻都挡不住我们，县域经济的昌盛、县域社会的安定、县域人民的幸福便必然指日可待。我想，凡看过电视剧《亮剑》的人，大多会同意我的判断。但如今的问题在于，不是人们不敢学李云龙，而是在现行干部管理体制下，既缺乏让李云龙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更缺乏容忍李云龙大胆创新的制度环境。因此，有些县域领导人不愿甚至害怕触及矛盾，不望有功，但愿无过，扳着指头熬任期，工作上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性和创造性。行为方式是当“红头文件”的“收发员”，做上级指示的“传声筒”，看省里眼色行事，听市里口气说话，依葫芦画瓢，绝不越雷池一步。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领导不高兴。

经济观察报：这似乎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痼疾，必须下大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宋亚平：恐怕不能简单地责怪县域干部党性不坚强、私心杂念多，我觉得其问题的根源出在作为 “指挥棒”的干部管理体制上。因此，必须对干部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创新，营造一种让干部想做事、敢干事、能成事、不出事的机制与环境。对县域党政“一把手”，要打破传统的选任办法，扩大选才的层次和范围，加强公开、公正、公平、竞争、择优的力度，并在有效监督的条件下给予他们用于发展县域经济社会的更大权力与自由度。对县域的优劣评比和干部的业绩考核，应充分考虑各县历史基础、区位因素、资源条件以及在国家政策支持方面的差异，实事求是地量化评估。要正确看待和妥善处理因改革创新导致的所谓“积怨”和“众怒”，注意鼓励和爱护改革创新者的积极性。对于那些经济贫困、社会落后的县，则提倡不扰民、不折腾、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标准，只要守住公平正义，百姓安居乐业，干部廉洁奉公，便也是理直气壮的政绩，从而鼓励大家脚踏实地化风险、打基础、促发展。

经济观察报：现在，随着政府财力的不断壮大，有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花钱买稳定”的办法来达到社会和谐。甚至有人相信，只要把发展搞上去了，一切社会矛盾就必然会迎刃而解。

宋亚平：这里面可能有误区。第一，千万不要认为“花钱买稳定”的思路能够解决问题。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花钱不足以买稳定。即使对处置某些地方、某些个别的问题有一定效果，但在解决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时，它不是好办法。

第二，千万不要认为发展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确实为解决矛盾提供了物质条件，但发展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而发展本身也在不断地制造新矛盾，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比如环境恶化、城乡悬殊、贫富分化和一切“朝钱看”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发展带来的。这些新矛盾和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就可能会反过来毁灭发展，历史上此类教训很多。

通过改革释放社会压力

经济观察报：好像俞可平也说过，不能用民生取代民主。为了化解社会矛盾，各地党委政府还采取了诸如“群众大接访”、“干部转变工作作风”等许多措施，你有何评价？

宋亚平：应该说，这些措施是积极的，但在当前形势下，要想彻底化解社会矛盾，不能仅仅依靠“群众大接访”、“干部转变工作作风”等方式。这些只是一个战术层面的办法，我们更需要的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战略决策。我认为，这就是坚定不移地以改革总揽全局，把改革作为各项工作的“突破口”，通过大胆的开拓创新来打破制约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将许多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矛盾问题逐步地从根本上予以扫除。胡锦涛同志早就说过：“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没有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目标，最根本的是要靠深化改革、靠体制创新，以改革的新突破、开放的新局面来赢得各项事业的新发展”。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又如何看待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呢？

宋亚平：我个人的看法是，千万不要把改革放在一个次要或平行的位置上。过去我们地方在讲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时，总强调发展是第一位的，谓之“不管东南西北中，咬住发展不放松”；稳定则是压倒一切的因素，一直作为考核干部政绩“一票否决”的内容。唯独改革只是一个由你自己看着办的事情。其实，按照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改革理所当然地是第一位的东西。发展也好、稳定也好，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尽管改革会引发社会矛盾甚至会导致暂时性的不稳定，但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发展，没有发展就不可能巩固稳定。离开了改革这个核心要素，发展与稳定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经济观察报：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强调，改革的本质特征是解放生产力，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

宋亚平：比如“文革”结束之时，中国的社会安定同样面临着很多严重的危机。邓小平采取的办法是：第一，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迅速解决了吃不饱饭的问题；第二，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近两千万“知青”的命运被改变，加上其家庭，全国受惠者超过一亿人；第三，平反过去极左路线下形成的冤假错案，使广大干部舒心顺气；第四，恢复统一高考制度，维护社会公平。这几项“大手笔”的改革极其有效地化解了社会所积累的主要矛盾。

经济观察报：这样说来，改革的内涵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解读。

宋亚平：从战略角度讲，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要针对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矛盾问题，有意识地制造出发泄牢骚怨气的正常孔隙，使之能够不断地释放社会压力，不断地消除社会隐患，以保障社会和谐的合理秩序与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邓小平当年领导的各项改革，对社会和谐秩序的建立与长治久安局面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国家赢得了三十年大开放大发展的宝贵时间，也为我们今天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现在要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一是必须坚持不断地深化改革，二是要选择那些既能够释放重大压力，又能够维持稳定，同时又能够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领域作为改革新突破。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当前可以选择哪些领域进行改革新突破？

宋亚平：当前可以做的事情，一是要在反腐倡廉上有新突破。政府公信力下降、公平正义失守、社会“仇官”心态膨胀、干群关系紧张等现象，根源就在干部腐败问题上。因此，坚决打击腐败就成了我们化被动为主动，以重塑政府良好形象、重建干群鱼水关系的“胜负手”。二是要在抑制贫富两极分化上有新突破。自古以来，贫富两极分化就是社会动荡的“酵母”。“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人溶化在血液与骨髓里的传统心态，贫富悬殊过大，迟早要惹事生非。所以，必须从法律和政策上有效遏止非法暴富行为，并通过特别的税收手段合理调节富人的财产。三是要在缩小城乡差别上有新突破。农民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同一片蓝天下却很少享受公共服务的阳光。现在大约有1.3亿农民进城务工，他们把税收献给了国家，把利润送给了企业，把繁荣留在了城市，把伤病带回了农村。为什么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坚冰难破？说穿了，就是一些城市政府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意为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兄弟承担责任。

经济观察报：有些人在担心上述改革的成本太大。

宋亚平：按照花钱较少、受惠面大、可操作性的原则来衡量，上面这些都是非常得人心的改革，实际上也不用花太多的本钱，就可以让民心大顺。现在有人担忧：改革是要支付成本的。如果成本太高，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对改革会望而却步。然而，真正的高成本并不高在改革上，而是高在政府日常的行政管理成本上。因为大包大揽、自操自办、无所不管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几乎没有变化，不仅导致整个社会严重缺乏生机与活力，而且管理成本当然高居不下、难以为继。所以，推进县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创新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应该是十分紧迫的当务之急。这项改革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和节约财政资源，更主要的是让政府回归最本质的角色定位，即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自己最神圣的使命和最根本的任务。

来源：经济观察报

马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