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提出，计划在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使得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从2020年的小康社会到2049年的美好社会的跨越，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并非易事。” 学者王焱对本报分析。
　　在王焱看来，美好社会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应该是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提出的“实托邦”（practopia），是一种可行且实际的一种目标体系。什么是美好社会，可能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答案，但它一定是能够拥有多元的价值观，包容人们的多样性的个性发展，从而能够激发人们创新的活力，进行持续的创造和发展的社会。
　　未来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槛”
　　《21世纪》：要建成美好社会，那目前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哪些问题？
　　王焱：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遇到了一个“坎”，面临着一个大的转折。此前所有的很多优势现在都逐渐消失了，比如人口红利消失了，劳动力价格提高了，生态环境形势严峻，一句话，原来的发展模式难以维持了，很多方面必须顺应这些新形势。那么现在就必须有所行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都面临着要在稳健发展中不断改进，不断创新，才能开辟出一个新天地。如果在未来二三十年中能够成功突破这个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就可能实现“美好社会”了，估计那个时候也就快到2049年了。
　　多元化价值创造美好社会
　　《21世纪》：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斯在1996年出版的《美好社会——人类议程》对美好社会的几个层面进行了分析，你怎样看这些层面在中国的表现？
　　王焱：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属于低度发展国家，经济增长依赖于政治体系中的科层官僚作为主体。这个优势其实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历史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所以无法冲破秦汉模式的瓶颈，关键很可能也正在于此。如果我们错误总结经验，搞不好的话，会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从经济发展来说，民众既要有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又要避免竞争被窒息。中国过去一些年单纯追逐经济增长有点过头了，但现在我们要注重增长的品质而不是单纯量的增长。对于民众而言，要致力于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比如，欧洲很多国家重视劳工保护，严格规定工作时间，禁止加班，就是为了让人们有自己的家庭生活。很多国家其实并没有特别强调经济增长，但是我看社会生活相对和谐。下一步的中国可能需要进一步理顺制度，制定出良好的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
　　在国际关系方面，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民气也不断上升。终极而言，中国的目标应该是恢复中古时代在东亚文明圈的位置，而不是在世界上到处称霸。世界历史上充满了“过犹不及”的教训。就像古代的罗马，目标和实力不匹配，想称霸反而垮掉了。
　　在边疆治理和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上，也要看到清代、民国北洋时期治理边疆的经验智慧，不要有现代人的傲慢。要具体分析问题在哪里，才知道怎么解决。
　　《21世纪》：对中国来说，什么才是“美好社会”？
　　王焱：在我个人看来，美好社会除了经济物质条件以外，首先就是有多元化的价值观，容纳多种个性的发展。我们讲文化，太多强调的是物质载体方面，投入了多少钱，建了多少文化设施。其实，人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发展结果，归根结底是看造就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
　　前瞻未来，人类往哪里走，科技有什么改变，不是人类理性可以完全预见的，如果我们打造出的人，只是像工业生产流水线上打造出来了千人一面的机器人，那是不可能应对未来中国将要遇到的挑战的。比如在日本，整个社会对于有一技之长的人，对于手艺人都非常崇拜，哪怕你只是一个做
　　拉面的。人们的社会声望，并不是仅仅靠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的。我们所说的包容性，其实也是提倡价值观的多样性。在具备多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作为背景，才能最大程度激活人的科技创新能力。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过，特立独行的人如今太少了，这是大英帝国最大的危机。所以，创新才是发展的动力。
　　就当下来说，文化上最大的弊端，恐怕就是价值观过度单一，人人都想当大官。王国维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感叹说，知识阶层“殆舍官以外无他好焉”。这说明，这个社会里道德学问实业都没有价值。“夫至道德学问实业皆无价值，而惟官有价值，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这种道一风同，价值观过度同质化，即都向官僚价值观靠拢所导致的结果，是学术实业等等其他方面的衰落。这种现象也说明科层官僚系统在我们的社会中过于膨胀，压抑了社会的创新能力。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提出过“官科技”的概念，就是指称中国科技在官僚设定的取向下的衰落。因为单一的人格、单一的价值结构，是不利于转型社会的发展的，只会造成各个方面的滞后。
　　要让多种价值观的星辰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关键在于促进社会文化体系的开放，造就多才多艺、各式各样的人，社会就会生机勃勃。要有适度的竞争，保持社会的活力，过度的竞争下，失败的人就会一蹶不振，那么成功的人就能一直成功吗？另外是社会保障体系，制度网络，有一个最低的社会保障，以便竞争中失败的人不至于掉到深渊里面。
　　同时，要注重法治与社会公平。国家社会要兴旺发达，法治规则要明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公平不是大锅饭，而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置产兴业的公平。秘鲁著名经济学家德·索托曾做过研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产权保护只保护富人，富人们要想进行经济创新，很快可以抵押财产，取得贷款，而穷人好几年也办不下来。发展中国家的产权保护，就像一个钟罩，只保护里边的富人，而外边的穷人，有创新的技术与机会，也没有办法实现。
　　《21世纪》：面对未来的改变，我们更应借鉴哪种模式，比如美国、欧洲和日本？
　　王焱：无论什么模式，要先研究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状况，然后才能看怎样吸收别人的有效的东西。
　　现在中国的各个阶层，其实潜在心理上的比较对象就是美国，认为哪一天中国变成美国那样，就是成功了，但美国的成功有它特定的条件，所谓的美国模式和中国社会结构有很多不对位的地方，美国模式不一定就是一个理想的模式。一般认为，美国人的自由度比较高，而欧洲的社会福利比较高。两者各有利弊。中国能否探索将社会的自由程度提升，并与一定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结合起来呢？
　　不拘一格降人才
　　《21世纪》：如你所说，大国发展有特殊的困难，那是说我们要回归到个体的进步来推动整体的进步？
　　王焱：中国的发展必须依靠自主创新，但是如何实现自主创新，这就关系到价值观如何落实到个体上面。任何个体都是生活在一定的制度网络中，这个网络要有利于个体的发展进步。
　　因为很多科技发现不是靠理性事先予以严格规划才实现的，而是在好奇和探索中产生的。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和其他科技发现比较集中的时代，整个社会氛围都鼓励思想文化创新，文化体系充满活力，那个时代的人敢想而且充满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的才能和创造性才能被激活，很多的科技发明在当时并没有实际的用途，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其中的价值。
　　因此，鸦片战争前夜，对于国是忧心忡忡的龚自珍最祈盼的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社会要宽松到可以给人们提供创新的舞台，没有创新就没办法谈其他的。但这里的创新是高层次的创新，不是靠拼体力劳动的低级重复，来给世界打工。
　　要实现科学文化创新的目标，同时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像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21世纪》：个体的创新很重要的就是培养人才，但现在很多中国人反而送孩子到国外读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
　　王焱：这也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
　　首先，我们的价值观太过单一，每个人都想做人上人，人们心里都有一个相似的高低贵贱的等级排序。很多人批判我们的举国体制，其实就是批判价值观的单一化。我们到国外可以看到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比如在法国，一个开大巴的司机可以中途让旅客下车，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到了下班的时间，在他们眼里，打工的和当老板的没有差别，人人都是有尊严的。在教育中，我们判断人才的标准也非常单一化，往往只凭书面考试成绩去选拔和淘汰人才，但其实很多职业，除了死记硬背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实践和动手的能力。
　　同时，这也和中国的父母有关系，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父母，从小经历了很多苦难，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这些父母往往只有一个成功模式，如果子女不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就不行，但是人生的道路太多了，不去念名牌大学又怎么样呢？父母给了孩子很多的压力和负担，这样也压制了下一代的创造性。比如在国际上的各种竞赛中，普遍认为国外的孩子大多创造性强，而中国的孩子则更多地表现出技巧的熟练。
　　其次，是竞争性过度的社会环境。在很长时间里，国家对于教育投入少，只对个别学校投入大，结果造成了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大家都削尖脑袋想去重点的学校，现在更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竞争了，这样其实是既不利于人才的成长，也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