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重禄”固然是“劝士”之器、“养廉”之具，而器具运用得当，尚需要一定规矩，那即是“正大光明”。“高薪”是房基，而其栋梁却正是“正大光明”四字。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唐人李商隐的这阙诗，讲的是“勤俭”方能持家兴国，老生常谈了。其实，“勤”、“俭”并非一体，“勤”之相对是“懒”，“俭”之相对才是“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但凡世人，大多喜“奢”不喜“俭”，“勤”力劳作，为的就是能尽早由“俭”入“奢”——当然，“奢”有大“奢”、中“奢”、小“奢”，食不果腹之人，能顿顿红薯稀粥即是“奢”，钟鸣鼎食之家，琥珀为枕亦还算“俭”的。

　　求“奢”之心，乃是人欲。既是人欲，在鸿章看来，就是天理。倘若非要通过“灭人欲”才能“存天理”，这天理亦就不成其为天理了，只能出些朱熹之流的伪君子，已所不欲，偏施予人，以“天理”之幌子为其一己之“人欲”张目。人欲如江河，不废万古流，唯有善加导引，方能得水利，而不为水患。

　　耗羡归公

　　齐家治国平天下，端的是不能靠“寡欲”二字，而要在规矩导引上下工夫。“齐家”乃是“治国平天下”之根基。鸿章从不讳言，大丈夫当做大官、办大事，亦需挣大钱——至少不应让家人为衣食而忧。“学得经纬术、卖予帝王家”，出将入相，挣功名利禄，亦可算是士大夫独门生意。“千里做官只为财”，固然是格局忒小了，但“千里做官先为财”，却还算是正解。自己立定脚跟，方能达则兼济天下。

　　前明大家顾炎武曾说：“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康有为亦道：“求人则无气，久贫则无耻。”倒是难得说了句实话。前明亡国，官场腐烂是关键。而官场腐烂，很大一个肇因即是官吏过多，衙门架屋叠床，且又设立东厂、西厂、锦衣卫等耳目以防变图稳，粥少僧多。没料到，愈想防变图稳，愈是多变难稳。官吏饕餮，圣贤教诲又岂能抵冲微薄薪俸？正道上得不着，只好捞偏门，愣是将一个能将贪官剥皮揎草的国家弄得遍地贪官，民不聊生。

　　大清开国入关，沿袭明制，官吏俸禄极低，多数仅能养家糊口，顺康二朝（顺治、康熙）亦如前明，贪渎横行。其一即是征收耗羡（碎银熔成银锭时所受之损耗，亦称“火耗”）。此本为前明弊政，国初虽屡有厉禁，却禁之不能。彼时以八旗之军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惨酷，薙发之令一下，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倘真想禁绝耗羡之征收，亦不会太难，可见还是撼人易、撼自己难。彼时民政之酷烈，不亚于前明，与圈地蓄奴相比，征收耗羡亦不过是小节而已。

　　康熙朝与民休养生息，定“永不加赋”，耗羡一项即成官吏首要的“正道”财源，河南甚或有征收一钱五分的（1两银子征收1钱5分的火耗，即15%），横征暴敛，国库分毫难得，百姓痛心疾首，肥的只是中间的硕鼠。

　　至雍正朝，世宗皇帝整饬吏治，一手拿大棒，一手拿胡萝卜，对贪官墨吏大开杀戒之余，亦实行“耗羡归公”。征收耗羡，虽是残民之道，却又是难治之疾，与其放任，不如明定其额而归公，统收统支。于民而言，其害稍轻；于国而言，略增国用；于官而言，废私为公。“耗羡归公”，取之于官（实乃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官——为官员发放养廉银，指望凭此待遇而令官员免于贪黔，洁身自好。

　　“耗羡归公”，入库后三成分肥，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作地方公用，一份给官员养廉。各省依品级发放养廉银，多寡不均，皆比正俸禄高出数倍至数十倍，甚至多达二百余倍，官员因此大受其益。自此，即便官清如水，亦能稳得一富家翁。

　　欲壑难填

　　雍正一朝，吏治相对最好。一则固然因“耗羡归公”发放养廉银，官员们得了实惠，贪墨之心略淡；二则因世宗皇帝乃是有名的冷面皇帝，既有密折制度确保耳目畅通，又用严刑峻法铁腕治国，官员畏刑，亦不敢妄动。

　　养廉银起初只为地方官独有。京官在薪俸之外，还有俸米，常有恩俸，亦不需如地方官那般为公务雇请师爷随从，日子本比外官好过。养廉银实施后，外官之收益激增，京官倒成了“穷京官”，他们虽非亲民之官，不便直接取之于民，却是管官之官，靠山吃山，势不得不仰外官馈遗。而外官为维持自家地位，亦需朝中有人，至少不可与之为敌。每遇季节，外官必赠京官财物，夏季谓之冰敬，冬季则谓之炭敬，吉、凶、庆、吊无不赠遗，名为礼物，实乃分润。

　　乾隆朝，养廉银发放遍及京官及军官，雨露均沾，厚禄却更难养廉。一则因养廉银之肥瘦因地、因职而不均，难免得陇望蜀。得不到“蜀”的，虽然手里拿着“陇”，也还是觉得自家吃亏，要从百姓头上打主意，填平这“陇”“蜀”之间鸿沟。二则因养廉银已成分内应得之财，在其位、得其银，与德能勤绩无关，丧失了原本“奖廉惩贪”之功效。三则因为承平日久，上下和煦，如世宗皇帝般严刚果决、不吝杀戮的毕竟少见，官员不再畏刑，官场一派和谐，民间自然就难和谐了。耗羡虽已归公，打不得主意了，但只要大权在手，捞钱门道多得很。

　　自乾隆朝开始，至嘉道咸（嘉庆、道光、咸丰）间，吏治日复败坏。京官吃外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小吏、小吏吃百姓，胃口越吃越大。官吏中，即非贪得无厌者，也不得不取给陋规以资挹注，否则难以立足；而不肖者，则以为多取是贪，少取亦是贪，等贪、多贪可乎？上行下效，一部、一省、一郡官员莫不皆然，上宪和言官即使能独善其身，岂能概行纠劾，遂阳禁而阴纵之，于是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皆耗于官府之剥削。

　　即令鸿章等征战在外之将领，一战之后，最怕的就是军费报销。倘不能上下打点，户部官吏定会鸡蛋里挑骨头，就算你在疆场上百战百胜，也要被算盘珠子打得落花流水。而此种陋规，往往高达二成（20%），以动辄千万两之军费计，此乃一笔惊人之数。

　　更有甚者，为补财用之不足，朝廷大开纳捐之途。官职乃是公器，纳捐本限于虚衔，而不能出任实职，但此类禁令，无非是为吏部及执掌升迁任命之大吏增一财路而已，只要银子到位，捐纳之官也可遇缺实补。彼辈以官为贸易，实权在握后，自然要将本求利，加倍捞回。朝捐于官，夕害于民，捐输十百，取偿万千，岂能为区区养廉之银而裹足不前？

　　正大光明

　　厚禄养廉，其要在于“养”。“养”既是和风细雨之培植，亦需要间苗修枝之约束。不以规矩，难成方圆，此正是养廉银难养廉之症结。

　　顾炎武曾说：“人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贪致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此言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忠信”加“重禄”固然是“劝士”之器、“养廉”之具，而器具运用得当，尚需要一定规矩，那即是“正大光明”。

　　社稷公器也，唯有德者居之。但是，德之有无及高下，极难辨别。人非圣贤，奢谈道德者，往往多是伪君子，言行不一，还不如真小人。西人将官员皆当做小人、将政府视为“必要之恶”，实在亦是防患未然之不得已之法。

　　反观我中国，雍正朝之前薪低俸薄无法养廉，雍正朝之后薪高俸厚依然无法养廉，显见，俸禄之厚薄并非症结。林林总总之衙门中，细数下来，唯有海关税司一枝独“清”，其中缘由，实值得世人及后人深思。

　　海关税司，乃是我中国唯一由洋员掌管之衙门。以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为首，数十年来，精耕细作，竟成国家财用最大之支柱，亦是最为廉洁之衙门。世人多以为，此应归功于赫德倡议之“高薪养廉”。海关之中外官员，其薪俸之高，远超寻常官员数十倍，于列国之中亦罕见，因此列国之人才，莫不以效力中国海关为荣。

　　海关之廉、之能，依鸿章之见，并非只是来自“高薪”。“高薪”是房基，而其栋梁却正是“正大光明”四字。但凡海关官员，无论籍隶中外，升迁提拔，皆要考核德能勤绩，如不够格，即令是赫德之英国亲眷，亦不能例外；而一旦有吃拿卡要、玩忽职守的，必予处分，且处分极严。海关规章，事无巨细，皆张榜公布，务使中外商民透彻明了，亦以此杜绝官员“钓鱼”执法之漏洞。因此，但凡与海关税司交往，一切照常办事，守法商民勿需畏官，违法商民无处通融，两造“无猜”。

　　赫德尝在其《局外旁观论》中道：“（我中国）制度本极精详，而日久尽为虚器。”此乃虚言，即以养廉银为例，制度其实仅及高薪，却未及如何以“高薪”来“养廉”。跛脚“制度”，想不成“虚器”也难……（22）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雪珥信箱: snowswords@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