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岁的广州市长（“知府”）赵翼，居然对省长（“巡抚”）部署的扫黄工作，提出了非议。

　　他的第一个理由是就业问题：那些被当作扫黄目标的“疍船”，“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显然，在他这位地方政府主官看来，七八万人是否下岗，远比扫黄这一精神文明更为重要。

　　他的第二个理由，则是性产业其实也是促进社会财富再分配：“缠头皆出富人，亦衰多益寡之一道也。”所谓“缠头”，就是嫖客们所支付的嫖资。“衰多益寡”,就是富人(“多”)通过消费，将资金流向穷人（“寡”）。

　　吊诡的是，他这么一说，省长居然被说服了，“事遂已”。

　　特殊产业

　　认为性产业关系民生，并非赵翼一人。

　　赵翼将这段往事，写入了他的回忆录《檐曝杂记》，不过，并没有提及具体的年份，仅仅说“余守广州时”。对照他的履历，调任广州知府是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次年就又调任贵州贵西兵备道道员。可以推断，此事发生在1770~1771年之间，正值中华帝国最为繁荣昌盛的时候。

　　彼时，赵翼的顶头上司，一是广东巡抚德保，一是两广总督李侍尧，都是乾隆皇帝相当信任的干部。尤其一把手李侍尧，并非循规蹈矩之人，思想比较开放、胆子比较大、步子比较快。有这两位上司，赵翼市长才敢于用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作为理由，阻止扫黄。

　　对于广州的性产业，赵市长还是用心做了一番调查：

　　“广州珠江疍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疍户本海边捕鱼为业，能入海挺枪杀巨鱼，其人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实非真疍也。珠江甚阔，疍船所聚长七八里，列十数层，皆植木以架船，虽大风浪不动。中空水街，小船数百往来其间。客之上疍船者，皆由小船渡。”

　　所谓“疍户”，就是粤闽一带渔户，户口在水上，不得上岸定居，向属贱民。主业虽是打渔，不过收入实在微薄，其中一些兼营皮肉生意，也是历来常例，政府向来睁只眼闭只眼。因此，不少专业性产业经营户，亦托名“疍户”，减少麻烦，时间久了，居然在珠江上建起了规模不小的水上红灯区。

　　赵市长是科举正途出身，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对于青楼，亦有着传统文人的天然亲近。他在书中记录得极为细致：

　　“疍女率老妓买为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实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黄色，傅粉后饮卯酒作微红。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绕行水街者，卖果食香品，竟夜不绝也。”

　　显然，赵翼进行了一番明察暗访，不过，并未以亲历亲闻当作道德棍棒，反倒从中看出了民生问题，并以此化解了一场或许是疾风暴雨的扫黄。大约，这件事可能也是其在广州的短暂任期内，唯一值得记载的一笔。

　　认为性产业关系民生，并非赵翼一人。此前，雍正朝的名臣李卫，在两江总督任内，开放力度就非常大，尤其是南京和扬州，相当“娼”盛。不过，李卫很低调，只是将这些解释为公安维稳工作的必要掩护：“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

　　若干年后，被后世俨然当作道德楷模的曾国藩，率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此时的南京，“六朝金粉之遗，只剩秦淮一湾水”。战争之后，“画船箫鼓，渐次萌芽”，而六安县的县令却在境内严厉扫黄。在接见这位县令时，曾国藩笑道：“闻淮河灯船，尚落落如曙星，吾昔计偕过此，千艘梭织，笙歌彻宵，洵承平乐事也。”次日，曾国藩就带着自己的幕僚们，乘船游览，大宴宾客，“一时士女欢声”。

　　曾国藩的这一行动，就是无声的表态，超常规恢复经济，成为战后重建的关键，扫黄实在有点不合时宜，不讲大局。官员们心领神会后，果然大有起色，“商贾麇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闻信来归，遂大有丰昌气象。”时人因此感慨，曾国藩真是一个讲政治的高手：“公真知政体哉！”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沈葆桢身上。沈在担任两江总督时，曾“下令严禁娼妓，曲中诸姬咸风流云散”。扬州知府来觐见，沈葆桢询问扬州的扫黄情况，知府说：“大帅禁娼，而卑府治下之娼愈多。妓女多扬州产，卑府不能不许其回原籍也。”沈葆桢听了这个，“为之悄然，遂驰其禁。”

　　在不少担负着现实压力的一线官员看来，“黄”祸实在算不得不可承受之重。相反，青楼妓院等声色场所，“皆穷人之大养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

　　此类言行，与官方的主流价值观，可谓背道而驰。

　　源远流长

　　各朝代对于性产业，基本都持宽容态度，有的甚至还相当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大清国表现得很有些洁癖。

　　此前2000年，各朝代对于性产业，基本都持宽容态度，有的甚至还相当支持，发展性产业，很早就被当作了财政收入的新的增长点。

　　管仲通过创设国营妓院，发展特色旅游项目，吸引各国寻芳客，拉升税收。“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位改革者也因此被后世妓院奉为行业始祖。在管仲手里，经过专门训练的性工作者，还能承担特殊使命。他曾派遣一支80人的女子特战队，成功地在床榻上对鲁定公实行了和平演变，逼走了不识时务的孔子。

　　到唐宋元明，繁荣“娼”盛，性产业与主流文化水乳交融，文人骚客寻花问柳，不以为耻，反以为雅。文学艺术乃至思想，成为性产业的前戏，这大大提升了这个产业的升级换代。

　　不过，宋代开始对领导干部参与性娱乐设置门槛。以程朱理学为思想武器，官方开始要求领导干部要做道德的模范——确切地说，至少要做“装”道德的模范，嫖娼狎妓因此成为官员的禁区。其实，所谓的禁令，无非是提高了领导干部的参与难度而已，不过倒也因此倒逼着性产业在高端服务方面更上了一个台阶。

　　元、明两朝，延续了宋代对官员嫖娼狎妓的禁令。明代官场禁娼，雷声大得吓人。朱元璋亲自颁发的《大明律》规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附过，候荫袭之日，降一等，于边远叙用”。宣德年间，甚至还将禁令从床上延伸到了餐桌上，禁止公职人员到妓楼饮酒作乐。

　　这种将官员生活作风问题，上升到刑律高度的做法，令时人颇有占据道德高地的自信：“汉唐以来治杂于霸，陋习相承，而不知其非。宋世虽称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营妓，而名为士大夫者，亦蓄歌姬，时或出以娱宾，而人家所谓养娘者，又皆立契典雇。逮于我朝，痛革前弊，立为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有犯焉，终身不齿，宋朝视我有愧多矣。”（丘濬《大学衍义补》）“唐宋间皆有官妓，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大人君子，亦多惑之，至元尤甚。我太祖始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赦，终身弗叙。此风遂绝。”（王锜《寓圃杂记》）

　　“此风遂绝”，实在是明人自夸。轰隆隆的雷声过后，其实并无雨点，混杂着道德理想主义和严苛酷烈的法律，最后还是一纸空文。严刑峻法成摆设，或许从朱元璋本人的言行分裂中也能看出：一方面严禁官员嫖娼狎妓，一方面却广开官方妓院，最终证明妓院与牌坊是不可兼得的，即便是纸做的伪牌坊。

　　严刑峻法

　　如此严打，目标已不仅仅是官场的性腐败，而直接针对性产业。

　　相比之下，更有执行能力的清帝国，依靠强大的专政机器，一度在禁娼方面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效。

　　首先是中央率先垂范，废除官妓。顺治年间，裁撤教坊女乐，解散了这个号称肩负着教化作用的官方文工团，而用太监替代，自此，“京师教坊司并无女子”（《雍正会典》）。针对各省仍保留的文工团，康熙十二年重申禁令，省府州县严行禁止提取伶人娼妇，“各省乐户皆令责削籍，改业为良。”

　　历行千年之久的乐籍官妓制度，至此废除，“康熙间，裁乐户，遂无官妓”（《扬州画舫录》)。这无疑是一大仁政，但是，官方后续安置政策的匮乏，令乐户妓女这个群体只好重操旧业，无非从官妓转为私娼、从国有转为私营。

　　对于官员嫖娼，《大清律》延续了明代的规定：“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应袭荫）宿娼者，罪亦如之”。在随后的修订案中，加入“挟妓饮酒，亦坐此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款，惩罚嫖客、拉皮条者，却并不针对卖淫者。涉案官员，当然还要有行政处分，那就是“永不叙用”。这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度，等于是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清人评价说：“我朝定制，凡狭妓宿娼者，谓之行止有亏，官吏革职，其严如此。”（刘声木《苌楚斋三笔》）

　　这一禁令，也延伸到体制内的知识精英，“监生生员”若犯此条，“问发为民，各治以应得之罪，得赃者计赃从重论”。

　　对于“买良为娼”者，《大清律》也给予重拳打击：“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及娶为妻妾或乞养为子女者，杖一百。知情嫁卖者同罪。媒合人减一等。财礼入官子女归宗。”

　　若有公职人员涉及经营性产业，其刑责很重：“凡无籍之徒及生监、衙役、兵丁，窝顿流娼土妓，引诱局骗及得受窝顿娼妓之家财物、挺身架护者，照窝赌例治罪。如系偶然存留，为日无几，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其窝顿月日经久者，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得受娼妓家财物者，仍准枉法计，赃从重论。邻保知情容隐者，杖八十，受财者亦准枉法论，计赃从重科断。其失察之该地方官交部照例议处。”

　　旗人作为执政者的基本力量，也受到严厉的约束，《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规定：“八旗有卖良为娼或将家下妇女故纵为娼者，娼妇入官，其主系官，革职枷一月，鞭一百，不准折赎。常人枷三月，鞭一百。至家人将伊自置仆妇故纵为娼，亦枷三月，鞭一百，其主不知情者，系官降一级留任，仍罚俸一年。常人鞭一百。知情者系官革职枷一月，鞭一百。常人枷三月，鞭一百。族长系官罚俸一年，常人鞭一百。领催鞭一百，骁骑校罚俸一年，佐领罚俸六月，参领罚俸三月，都统、副都统罚俸一月。”

　　惩处范围甚至还包括提供住房的房东及知情不报的邻居：“京城内外拿获窝娼，并开设软棚，月日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二年；再犯杖一百、徒三年；知情容留之邻保，杖八十。房屋入官。若甫经窝娼及开设软棚，即被拿获，知情租给之房主，杖八十；知情容留之邻保，笞四十。若房主邻佑实不知情，不坐房至，免其入官；如业主所置房屋，交家人经手，有赁给窝娼开设软棚，伊主实不知情者，罪坐经手之人；傥系官房，即将知情租给经手官房之人，亦照前例治罪。”

　　如此严打，目标已不仅仅是官场的性腐败，而直接针对性产业。康熙年间的刑法修正案，曾一度要求对开设妓院的首要分子，实行死刑：“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惩处嫖客，这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下手；惩处妓院经营者，这是从市场供应的角度下手，如此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对于延续千年的性产业是相当强大的打击。清代中期之前，性产业转入以来的最低潮。乾隆甚至将嫖娼与盗贼、赌博、打架，归为“四恶”，“为善良之害者，莫大(博客,微博)于此。”

　　刑律、政纪之外，清帝国也没有忽略文化领域的扫黄打非。中央屡次颁布严禁淫词小说的谕旨，甚至还颁布禁书目录。“小说淫词”的“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这既是净化社会空气的需求，也是通过文字狱钳制思想的需要，一体两面。

　　在如此全方位的打击下，法律给性产业所能提供的缝隙，也就只有两条：一是传统的私娼，二是新兴的“像姑”。所谓“像姑”，就是与女人相似，指代那些提供同性恋服务的男色，“像姑”传得多了，其谐音成了“相公”，更雅致了些。

　　彼时体制内的小干部何刚德，在其《春明梦录》中记载：“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许，然挟优尚可通融，而挟妓则人不齿之。妓寮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麇集一隅，地极湫秽，稍有自爱者绝不敢往。而优则不然，优以唱戏为生，唱青衣花旦者，貌美如好女，人以像姑名之，谐音遂呼为相公”。男风盛行，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体现。

　　灰色产业

　　承平日久，清帝国对于性产业的压制，不断在放松。

　　对于官方的洁癖，不少官员和士大夫都相当不满。

　　袁枚就曾公然抨击：“僧尼欺人以求食，娼妓媚人以求食，皆非先王法。然而欧公《本论》一篇既不能行，则饥寒怨旷之民作何安置？今之虐娼优者，犹北魏之灭沙门毁佛像也，徒为胥吏生财。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吾不为也。”

　　这话虽然有很大的情绪性，不过，“徒为胥吏生财”一句，还是说在了要害上。这与鸦片战争前，官方禁烟的每道禁令，都成为官吏们提高寻租价码的工具，是一样的。最后甚至发展到，鸦片走私贸易中，官员与军队从中分红，并保驾护航。

　　承平日久，清帝国对于性产业的压制，不断在放松。“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金鱼池等处，特舆隶溷集之地耳。咸丰时，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清稗类钞》）

　　道光年间的性产业，开始勃兴，广州沙面俨然成为水上红灯区：

　　“省城西关外十三行之上曰沙面，妓船鳞集以千数。有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之目，其船用板排钉，连环成路如平地。对面排列，中成小港，层折穿通。其第一行，珠娘之上品者居之。桥而梯上之有寮焉，名寮尾，尤品者居之。……又有花船横楼，摆列成行，灯彩辉煌，照耀波间，令人应接不暇。裙屐少年、冶游公子，日集于楼船寮馆之间，厄厨精美，珍错毕备，喧闹达旦。当夫明月初升，晚潮乍起，小艇如梭，游人若市。卖花声过，素馨茉莉之香，阵阵扑鼻，莫不往来穿插于曲港之间。十里繁灯，郎争星斗，而亭台箫鼓、画舫笙歌，惶聆杂沓之声不绝，真消金之窝、迷魂之阵也。”（刘世馨《粤屑》）

　　《清稗类钞》一书，在“娼妓类”中，用5万多字的篇幅，描绘北京、天津、开封、郑州、奉天、兰州、山东大道、苏州、上海、江宁、扬州、杭州、芜湖、南昌、重庆、汉口、沙市、长沙、广州、潮州、梧州、横州南乡、福州、厦门等24个地方的性产业概况，及各种轶事趣闻，相当详尽。

　　对于性产业的勃兴，《申报》分析了华人对此如此热衷的原因：“正经内眷终身闭匿室中，不令出外一步。而外间游戏之地，娱乐之境，所与偕行无非妓女。假如赴席也必招妓以佑酒，观戏也必招妓以征歌，或游名园，或涉胜境，无不挟妓与具，似乎有妓则兴高采烈，无妓则索然意尽者。而且不但同车并坐足以为乐，即不相闻问，彼则吸茗，此则呼烟，两不相关，而排徊瞻眺于其间，亦若心目俱畅，诗序言国风好色而不淫，窃以为此等风气则直谓之淫，而不特仅为好色已也。”

　　同治年间，官方更是删除了“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照例治罪”的条文，变相地宣布性产业的合法化。

　　帝国“娼”盛，甚至还体现在洋妓流行。

　　最初，这些进口的性工作者，仅在租界内服务于老外，不过很快就成为中国人追捧的新鲜玩意。“自同治纪元后，外国妓女亦泛海而来，骚首弄姿，目挑心招，以分华娼缠头之利。于是中外一家，远近裙屐冶游之士，均以夷场为选胜之地。……夷夏猱杂，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州处。娼寮妓馆，趍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

　　这些洋妓，对于华人恩客，倒也公平交易。“黄浦之近虹口处，有西洋妓艘，岁一二至。华人之能效其语言者，可易服装而往，缠头费亦仅二十余金。”洋妓很快就进入了北京。“自光绪辛丑和议以后，京师禁令大开，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第一楼者，初为日本娼寮所在，马樱花下，人影憧憧。继而改为西娼，门前遂渐冷落。”

　　权争利器

　　更为著名的，是1907年的“杨翠喜案”，御史赵启霖弹劾总理奕匡之子、商务部部长载振，接受直隶候补道段芝贵奉送的妓女杨翠喜。

　　尽管性产业已经成为灰色产业，但嫖娼狎妓依然是帝国官员的高压线，通观清代历朝的《实录》，因此而丢了乌纱帽的官员，不绝于书。不过，与其他任何“高压线”一样，嫖娼狎妓主要成了权力斗争的趁手工具，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

　　光绪八年（1882年），礼部右侍郎宝廷，前往福建出任学政，归途中娶妓为妾，过于张扬，经过袁浦时被县令怀疑身份而留置，干脆自己给中央写报告自我弹劾。《越缦堂国事日记》认为，宝廷此人“以平时风骨，颇结怨于人”，这次娶妓为妾事发，“恐疆吏发其覆”，不如自己了断。不过，宝廷以省部级高官的身份，在此种明显犯法的事情上如此张扬，也实在过于反常。因此，有人认为他是自污避祸：“竹坡当日以直谏名天下，阙后朝局变，亟以纳江山船妓案自污，遂弃官入山，贫病以死。”

　　1899年，以官员身份下海经商的广东“赌王”刘学询，受慈禧密派，以二品顶戴出访日本，试图缔结中日密约，遭到政敌的攻击。攻击的理由，除了刘学询在日本会见“叛贼”孙中山之外，就是刘在日本出入风月场所——孙刘多次会谈，都在妓院进行，而负责接待的日本妓女，则是日本官方的密探。

　　1905年，中国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前往西方考察宪政，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五位考察大臣之一的尚其亨，被御史赵炳麟弹劾：“甫出国门，恣情妓馆，酕醄大醉，遗失国书，传诸外邦，永为笑柄，大辱国格。”（《赵柏岩集》）。虽是捕风捉影之说，亦可见涉及性工作者的传闻对官场中人的杀伤力。

　　更为著名的，是1907年的“杨翠喜案”。御史赵启霖弹劾总理奕匡之子、商务部部长载振，接受直隶候补道段芝贵奉送的妓女杨翠喜，奕匡随即任命段芝贵为黑龙江代理巡抚。这个案子，轰动朝野，还登上了《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成为世界级新闻。不过其幕后，却并非反腐那般简单，牵涉到多方利益博弈。（参阅本报2013年2月4日《1907：桃色反腐》）

　　开禁搞活

　　尽管官方对文化市场试图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但当性产业大行其道的同时，要在文化领域立起牌坊，实在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新政改革时，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性产业，终于堂皇地实现了合法化。

　　1905年，新成立的巡警部，在首都率先开设红灯区，按月抽收妓捐，成为开放先锋。自此，权力与情色得以公开牵手。“古有官妓，今无之，然有公娼、私娼之分。纳捐于官中，略如营业税，得公然悬牌，可以出而侑酒、设宴于家者为公，反是则私。”（《清稗类钞》）

　　政府一方面要保护和管理“公娼”“官妓”，另一方面则是打击私娼。无论是保护还是打击，都不是为了捍卫道德，而是为了增加税收。民政部内甚至有专门部门，监督妓院纳税情况。

　　中央制定的《管理娼妓规则》，为各地开设红灯区提供了法律依据。而率先垂范的首都，则提供了榜样模式。

　　如，对妓院实行总量控制，北京的妓院总数限定为373家，今后仅可增人，不得加院。无疑，如此饥饿营销，“执照”价格不菲。妓院被划分为“清吟小班”“茶室”“下处”和“小下处”四等，设定了不同的税率。

　　又如，规范妓院的运营：“不准于临街为惹人观玩之建造或装饰”；“不准倚立门前为惹人之举动”；“不准接待着学校衣服之学生及未成年之客”，妓女需定期体检，“身有传染病及花柳病者不准仍在乐户接客”。

　　再如，对性工作者实行一定的保护：“年未满十六岁或已满十六岁而身体未发达者不得为娼妓”； “有亲族人等不愿其为娼妓及不登入娼妓名籍者均不得为娼妓”；“怀孕己至五个月者不准留客住宿”；“领家不准虐待娼妓”“领家不得强迫妓女留客住宿”；“娼妓有愿从良者，领家不得妨害其身体自由并勒索重价多方措阻”……（《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

　　如此种种，对这个灰色产业走到阳光下，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开放之后，性产业得以蓬勃发展。有好事者估算各城市的妓女密度，北京大约208人有一妓，汉口150人有一妓，上海147人有一妓，广州837人有一妓，哈尔滨82人有一妓，牛庄113人有一妓，这几个城市平均257人约有一妓（邝震鸣《贫穷与娼妓》1930年版）。这个比例，相当惊人，因为其并未包括数量更大的私娼。性产业俨然成为新时代的朝阳产业。

　　对于通过“妓捐”增加财政收入，得到了一些媒体的支持。《申报》发表《论妓捐》一文，认为这样的办法“行之今日，亦尚不无裨益。盖嫖之兴赌，赌之兴烟，皆害民之举。揆诸正本清源之理，均宜厉禁高悬，不容民之或犯。然今日赌则有饷，膏则有捐，国家既为筹款之大宗，民间亦视为应设之常肆，然则推而广之，虽竟捐及妓寮，亦得谓出于情理之外。……（妓捐）此法之行，不特有益于筹捐之法，亦且有合于防弊之端。倘开设妓院者能遵照定章踊跃捐纳，于筹款固无不增益。若竟畏其繁扰，相率改图，则孽海中少此若干人，未始非良民之福。所谓以不禁为禁者，此也，世有通达治体者，或亦不以子言为乖缪乎。夫陈义甚高，而事多窒碍，则求全则备之徒或有议之者，而非子之所敢知也已”（1902年11月13日）。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毒攻毒。

　　一些媒体甚至开始公开扮演皮条客的角色。广东出版的《天趣报》，从1907年开始进行妓女选秀活动，其发布的“花榜”，对广东性产业的价格走向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还刊发高级性工作者的照片，进行全方位的营销。能在该报上露脸，成为妓院、妓女们竞争的焦点。

　　性产业的开放，也导致了淫靡文艺作品大行其道。“茶馆弹唱淫邪小书本干例禁，但新政以来各处又皆阳奉阴违。各茶馆悉皆违禁私唱淫词且又招留妇人听，每夜喧扰异常”。民初，甚至有官员在生日宴会上邀请艺人大跳裸体舞。

　　尽管官方对文化市场试图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但当性产业大行其道的同时，要在文化领域立起牌坊，实在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传统社会日渐失序，这不仅是转型期的标志，也是官方掌控能力不断衰弱的标志。

　　纸糊的牌坊，连遮羞的功能也彻底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