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里也涉及到一个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至少有两个优势。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级，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那么，为什么经济和社会改革要发生在政治改革之前？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国家制度建设的次序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如果说，民主制度是追求的目标，那么如果没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是微弱的。民主只是众多基本国家制度中间的一种，不能取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历史上看，先有现代国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的政治进程来说，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之前开始了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那么很有可能是劣质民主，正如我们可以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而民主化现行的国家所观察到的那样。
　　不过，改革“三步走”并不是说在一个特定时期只能进行经济改革，或者社会改革，或者政治改革。“三步走”只是说，在任何特定时期，只把一种改革定位为主体性改革，而其他方面的改革是辅助性的。比如说，在经济改革是主体性改革的时候，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就是辅助性。
　　政策层面的中国模式
　　在第三个层面，人们可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谈论中国模式，也可以叫中国政策模式，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等各个不同领域来透视中国模式。人们所说的“中国案例”可以是属于这个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改革政策案例。
　　目前一些人对中国模式表示出来的很大的不满意都在这个层面。在经济政策领域，人们对改革政策的不满也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的。一些人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政策模式。比如说，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只有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改革，而此后就没有了。因为早期的改革呈现出市场化和分权等属性，90年代之后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策是从西方那里学来的，称不上自己的模式。
　　这些看法都不见得很合理。对第一种观点，我觉得集权不见得不是改革，分权也不见得就是改革。如果集权是建立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制，那么也是改革。如果分权产生的只是一个个行政主导的地方性垄断，而非市场，那么也不见得是改革，而是寡头经济。对第二种观点，市场并非只是属于西方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市场也很发达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向西方学习这一事实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形成自己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这三个层面互相关联，但也可以对它们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我自己的研究促使我肯定中国模式和中国改革模式，但中国现在的政策模式很多方面需要纠正或者改进。在一些方面，一些政策正在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变得缺乏“包容性”和“开放性”。若没有有效政策加以纠正，那么社会不稳定就会加深，进而可能会演变成重大的危机。中国需要的不是用任何西方的观点来审视或者批评中国模式，而是要客观总结中国模式方方面面的经验，以求改善和改进。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意义。▲（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本文是作者即将出版的《中国模式及其未来》一书自序的删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