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家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政改任务不比中国轻
　　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对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绩做了肯定，但也提出四个问题，问责制、法治、如何解决出现“坏皇帝”、可持续性。和其他轻易否定中国模式的学者不同，福山教授态度比较谨慎，倾向于继续观察，但仍表明最终中国可能还是要采用西方制度，同时也对西方制度本身走向衰败表示担心。
　　这使我想起今年二月，我在汉堡和德国《时代周刊》主编对谈中国模式。他刚刚访问了上海，觉得上海越来越像纽约。他问我：是不是可以说中国正在向美国模式靠拢，而非正在创造中国模式。我说：“您可能对上海观察得还不够仔细。如果更仔细一点的话会发现，上海其实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纽约。上海的机场、港口、地铁、高铁等‘硬件’已经超过纽约，上海在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等‘软件’方面做得也比纽约好。换言之，中国人在过去30年中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今后还要学，但中国人今天的眼光已经超越了美国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
　　今天的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改革实验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做的事业是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在福山教授关心的这些问题上，中国都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和创新。比方说，问责制很大程度上是指西方议会问责制。我认为这种问责制的范围今天看来已经过于狭隘了。严格地讲，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美国的三权分立都限于政治范围内，结果难于摆脱资本力量对整个制度的控制，因而也难于避免像金融危机这样的灾难。我看美国的政治改革任务恐怕不比中国轻。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正因为如此，中国今天探索的问责制的范围比西方问责制范围要广得多，例如，我们有很强的经济问责制。各级政府在消除贫困、创造就业方面都有明确的目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去年撰文说美国过去十年的就业“增长为零”、百姓收入“增长为零”。中国过去十年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整个中国大概找不到一个就业和百姓收入“增长为零”的地方，这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问责制的结果。
　　我们还有政治问责制和法律问责制。我们今天的会场位于上海静安区，这是上海许多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区，许多硬件和软件指标都超过纽约曼哈顿区，但去年一场不幸的火灾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有关官员和公司人员都因此而受到行政和法律的严肃处理。比这场火灾性质严重不知多少倍的美国金融危机，一场使美国多数民众财产平均缩水达1/4的金融危机，三年过去了还没有一个人承担任何政治和法律责任。
　　中国讲“法”也讲“天”
　　不仅美国没有人受到法律制裁，许多对危机负有直接责任的金融大鳄还照样拿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奖金，美国人民和奥巴马总统都非常愤怒，但这些人还是照样拿奖金。这就使我想到了法治问题。从美国法治的角度来说，这些金融大鳄按合同拿钱，美国人民愤怒也没有用。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属于严重违背法律精神的法条主义。过去30年，我们从西方借鉴了不少法治的经验，但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将对法条主义保持必要的警惕。
　　中国人的政治和法律传统中，始终有“法”和“天”两个概念。用今天的政治学话语来说，“天”代表的就是一个社会整体的利益和良心，这是不能违背的。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这个概念：在99.9%的情况下，我们按照法律行事，但恐怕总有涉及到整个社会整体利益和良心的某些重大案件，他们占案件总量非常之小，对这一类案件，我们保留在法治的范围内从政治上进行处理的权利。换言之，美国金融大鳄吞噬百姓钱财还可以照样拿巨额奖金的情况，在中国不会出现。
　　中国已解决“坏皇帝”问题
　　中国体制如何解决“坏皇帝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困扰了中国历史的问题。但我粗算了一下，即使在长达数千年的所谓“好皇帝、坏皇帝”时代，中国至少也有7个朝代比整个美国的历史都长。
　　今天中国已解决了“坏皇帝问题”。首先，中国最高领导人早就不是世袭的了，而是靠才干和政绩上台执政的。这是中国历史上“选贤任能”制度的延续。第二，严格的任期制，和美国总统制一样，最长就是两任。第三，最高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个人专断的可能性极小。第四，今天中国最高领导人及其核心团队的选择标准，大致是两任省部级的履历，期间要有相当的政绩才行。中国一个省大约等于五六个欧洲国家的人口规模，治理好很不容易。有这种政绩为基础，团队基本质量可以得到保证，选出“坏皇帝”的概率极低。
　　中国“选贤任能”的传统，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国今天还是延续这个传统。我比较赞成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观点，即任何一个民族的政治体制主要应该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任何体制的变革应该是结合传统的有机变革。中国是个高度开放的国度，愿意学习别人一切长处。我们今天政治改革一个主要思路，就是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中国这种探索的初步经验已经表明，这个做法比光是靠“选举”的方法，更能保证国家治理的质量。坦率地说，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中国出现“坏皇帝”，而是担心美国下一次选举选出来的总统可能还不如小布什。小布什八年执政，治国无方，美国国运直线下滑。再来一个比小布什还差的人，恐怕美国也承受不起，因为这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世界。中国的体制已经找到了解决“坏皇帝问题”的办法，但美国体制似乎还没有找到解决“小布什问题”的办法。
　　至于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我想中国模式是大规模国际竞争的产物，所以生命力比较强。中国今天总体上处在自己文明大周期的上升期，甚至可以说是上升期的初级阶段，所以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中国人讲“势”，一旦形成了“势”，就是“大势所趋”，所以我对中国前途比较乐观，会有逆流，但不可能阻挡这种“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