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简单经商
与王中军交谈,“简单”这个词频繁地在他的言语中出现,生意也罢,生活中的爱好也罢,他想得都很简单,从未复杂志化。在人类的技术文明和社会文明无可挽回地越来越复杂志的今天,人们普遍感到心力交瘁,感到我们的文明缺少欢乐,然而王中军以他艺术家的简单本色化解了这一大家普遍面临的困境。
王中军自称选择的都是简单行业,实则是他长于把生意简单化。在人看来,电视有模式可循,电影抓好几个关键环节就可以下决心投资,医药可以利用自己的营销长项,汽车销售是以本土文市场为基础,自己做不来的事就找合作伙伴,一切都被简单化得清清楚楚。就连公司的日常管理他也完全放手属下,“清闲”地当他的“甩手掌柜”。
在一次针对成功人士的调查中,绝大多数成功者认为“智慧”是成功者具备的首要素质,然而王中军却以简单制胜。或者,简单就是一种高境界的智慧,好比金庸先生笔下的“无招胜有招”。就连中国传统的最大智者诸葛亮,也是因为运用不好化繁为简这个道理面事必躬亲形疲神困,终致“五丈原诸葛禳星”,这一点明眼人司马懿洞若观火:“孔有食少事项,其能久乎?
影视投资经
《经济观察报》:华谊每年投资拍摄的电视剧多达200多集,赢利状况如何?
王中军:我们的原则是,投资电视剧的利润率不低于30%,这一点不难做到。电视剧面对的是单一的华语市场,除了本土市场,就是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很好算,而且可以做到部分地预卖。我们对国内市场的判断很准,比如我们判断某部戏可能卖出45万一集,实际上最后卖出价一定是在40—50万之间。
影视投资经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一部电视剧必须具备后卖给电视台,您要掌控哪些环节?
王中军:对我们专业人士而言,判断一部电视剧的投资价值并汪复杂。我从未完整读完一本电视剧剧本,我基本只看故事大纲,如果感觉不错,再看制作班子、演员组合。首先要对导演有信心,比如最近投拍的《爱情滋味》,杨亚洲是个很好的成熟的导演,我就有50%的放心了;再看他拉的明星阵容,姜武、陈宝国、袁泉,这么多明星,错不了;然后问多少钱能拍?他大概一算账,说600万能拍。而我估算这个戏能卖800万,就决定投资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判断过程。
一部电视剧从开拍到最后卖给电视台有很多个环节,我对每个环可能都是一知半解,各个环节都有专业人士分管。我对剧本不会抠得太细,只要大故事成立,剧本和拍摄是导演的工作。剧集完成后到底怎么卖,怎么跟电视台签约,我没有见过,这些都由我弟弟王中磊负责。严格地讲,我在几家公司都是关个甩手掌柜,这种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有时候是刻意的,我故意拉开与这些公司的距离,让位给更专业的管理者。
《经济观察报》:从1997年投资首部电视剧《心理诊所》到现在,华谊史弟在影视方面从未失手,这常被业界人士称道。请您谈谈第一次涉及足电视剧运作的感受?
王中军:《心理诊所》、《罪证》是华谊兄弟最早的两部戏,一晃是五年前的事了。回头看,我第一部戏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劳动过程。
我当时虽没拍过戏,但我自己有一家广告公司,我觉得电视剧营销实际上是有一定关系的,当时电视剧的营销方式是卖贴片广告,比如你把戏卖给北京台,北京台不给你钱,而给你两分钟时间,能把这两分钟时间卖多少钱就看你的本事。实际上那时候电视剧一集的成本大概也就是一分钟广告的价钱,所以给两分钟时间实际上已是非常优厚的条件,如果你有广告推广能力,赚钱是挺容易的。我为《心理诊所》投资历500万左右,合作的导演是英达,之后《心理诊所》的贴片广告如预期那样卖得好,赢利达到100%。那时候,中国电视剧的利润率高得离奇。
《经济观察报》:现在广告是电视台在卖吧?
王中军:对,现在电视台采用制播分离模式。电视台以比较低的价钱把电视剧买过去,它再去卖广告。制播分离对我们制作商实际上是好事,以前制作商是一个人顾两关,同时面对电视媒体和广告商,要签两个合约,现在是一个合约,买卖特别简单,计算起来非常简单。
我个人感觉经营模式也比较简单。中国的电视台实际就是两大网络,中央台和地方台。如果把剧集卖给央视,一个30集、每集30万拍的戏,只要中央台愿出40万能一集,我就赚300万。如果卖给地方台30多个地方台出的总价只要高地制作费,就可能赚钱。
《经济观察报》:听起来如此简单轻松,为什么总是有些电视剧做不到赢利呢?
王中军:我觉得赔钱的可有都是外行人,他们没有把影视当作一个生意或者产业来做,而是盲目地介入。另外,有线台和寺方台合并后带有一定垄断性,他们购买电视剧的出价比较低,这使行业利润率不所下降。但总体上讲,只要戏拍生好,电视剧的赢利空间还是很大的。
《经济观察报》:与电视代市场相比,电影市场是不是复杂得多?投入大,回报大,风险也大?
王中军:我不敢说投资电影到底有多大获利空间。第一,电影的商业模式讲是B
to C,电视剧是B
to B。了就是说,电视剧卖给电视台非直接观众,是有行情的,一部剧可能比预想卖得低一点或高一点,但不会有太大的走眼,而电影就很难判断,它是要观众掏钱去电影院,观众是否会买票看电影,这个判断都是凭经验和感受,没有商业模式可以参照,你希望有500万人看,最后却只有100万人看,完全有这个可能,所以电影的风险比较大。但凡事都有两面,电视剧利润空间比较准确,意味着它不可能卖出一个天价,而电影市场的不确定性却使它具备巨大的潜在利润空间,就像张艺谋的戏,他没有预计国内会有这么多人看,却最终赚个盆满钵满。
再一个原因,电影和电视间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语言。电影是国际语言,不管讲中国古代故事,还是现代的故事,也不管真看懂还是装看懂,外国人走码能够忍受两个小时欣赏这么一件艺术品。但让一个美国人坐在那里欣赏他完全不了解历史背景的40集电视剧,这难度就太大了。所以,电视剧面对的是华语市场,而电影面对的是国际市场,这又增加了电影投资历回报的不确定性,它的确是一个投入大、回报大同时风险也大的行当。
《经济观察报》:华谊在影视两方面都很成功,总结一下成功经验?
王中军:经验嘛,最主要还是对导演的准确判断。这种判断三四年前与现在完全不一样,不能一以论之。不一种导演讲一个故事你听着特好玩,拍出来也一定是这样子,比如冯小刚,他非常有创作激情,他的特点就是快,非常有信用,不超支不超时,他用语言表达和画面表达的能力非常接近,这种导演就非常容易判断;有的导演就不一样,他语言不好,讲半天故事也讲不清楚,但拍出来很好;还有一种导演讲得非常好,但拍出来一塌糊涂。
《经济观察报》:除了导演以外别的商业因素呢?比如说《英雄》,它的巨大成功给大家一个感觉,商业运作对一部电影来说是很重要的。
王中军:刚才我说的导演就包含商业的成分,为什么用这个导演?是因为他具备商价值,张艺谋的那种英雄情结,他那种西北汉子的味道对观众是有神秘感的。
除了判断声学,投资一个电影回报还可以从以下四个市场判断。第一个是35mm电影的国内市场;第二个是国内的DVD、VCD市场也就是所谓的家庭录影带市场;第三个是电视频道市场,这是现在比较成熟的三个市场;第四个是海外市场,其中包括以上提到的三个部分,一般情况下是三个部分打包卖掉。把这四个市场分析好了,电影投资就有了支撑。针对中国目前电影市场的状态,我们综合评估只要能够打平,就敢下定决心投资,略赔或略赚都无所谓。好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赔过。
一年三十亿不叫产业
《经济观察报》:在拍《大腕》时您提出与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全球票房分账,这在中国影视圈是一大创举,您当初是怎么考虑的?
王中军:做生意就是要会算账,创举倒谈不上,那都是媒体炒出来的。中国全国的票房,一年才10亿人民币,是美国一部好戏一周的票房,我当然不会舍弃国外市场。但要我建一个60个国家的电影销售网络,那需要多大的投资?多大的队伍?花多少年培育市场?算起来,找一家美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直接利用它全球60多个国家的电影销售网络,岂不简单?我有50%的股权,到头来它该给我多少钱就给我多少钱。
《大腕》我在中国卖了1000万,哥伦比亚公司拿走了500万,但它要负责在60多个国家卖。从表面上看我是占了它的便宜?因为它看好未来的中国市场,它需要一个稳定的合作伙伴,最后它选择了我们华谊兄弟。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现在中国影视市场的各个阵容以及它们的生存状态?
王中军:中国的电影公司分为国有和民营两大阵容,纯国有的电影公司有中影、上海、西影、长影,其中以中影产片量最大,每年年产量点了中国电影的近三分之一,但是由于体制问题,赢利比例较低。它们的弱势是凶袱太大,在电影行业,国家还没有允许得组和剥离。当然它们也有优势,比如吸纳政府一些电影基金、独家垄断引进片等。
民营公司阵容当中最有名的大概也就两三家,像华谊兄弟、北大华艺、世纪英雄,这三家公司很难说谁好坏,每家各有自己的特点。总体而言,我认为民营公司的优势要大于纯国有的电影公司。
电视剧公司当中拍片影响较大的第一阵容大概有20家吧?像北京影视剧中心、海润、九州、中北等等,华谊也在这里面,只不过我们是影视两栖,其他公司基本上不是两栖。
《经济观察报》:和国外相比较,您认为中国影视市场现阶段状况如何?以后会有哪些发展趋势?
王中军:中国的影视市场还太小,我经常开玩笑说,在北京30个亿的楼能找出很多栋,但是全国电视剧和电视加在一块,一年才不到30个亿,这个产业太小了,简直无法跟国外竞争。但从反面来讲,这人产业发展空间比较大。从全球来看,影视娱乐是第二大产业,仅次于军中,而在中国别说第二大,连100大恐怕都排不到。就算我们做不到第二大,做到和十大也行啊,所以我非常看好这个行业的发展。另外,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本土市场的支持,中国手机、短信全球第一,娱乐一样也完全靠人口基数,当然要想中国老百姓与美国人一样对35mm胶片感兴趣难度比较大,这可能需要一代人才会改变。但除此之外,我们有新兴的媒体,比如数字电视、宽带,这些东西我们与美国人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的,中国有10亿人,美国才2亿人,所以我们当然不差。
我和许多IT业界人士共同发起了“数字中国协会”,这个圈里都是做技样的只有我最个别,是做内容的,看起来完全和数字技术没有关系,但我们大多有同样的海归背景,而且,将来的IT技术会对我们做内容的公司有非常大的支持。现在中国的影视还算不上是一个产业,但五年十年之后,中国一定能制作出在本土卖到1个亿美金的电影。我经常会比较冒进地说一些话,三五年前我曾说,中国电影在中国完全可以卖到2亿,所有人都说不可能,但现在《英雄》已实与了。我还想说,当一个电影在中国本土可以卖1亿美元的时候,中国的电影市场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影视娱乐市场,自然就会产生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和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奖项,这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公司和最大的电信公司是一个道理。
《经济观察报》:影视产品是面对大众的,但影视运作在大家心目中却是很神秘的,您能否概要地介绍一下影视公司的架构和日常运营?
王中军:我们华谊兄弟在影视方面有三家公司)——影视投资公司、影视经纪公司、影视发行公司。投资公司是综合性的公司,它的前身是华谊兄弟广告公司的一个部门,三年前我把它剥离出来,与太合投资公司重组为华谊兄弟太合影视。经纪公司组建不到两年多,我们收购了一家很小的机构,我们的个合伙人王京花原不是行业内非常有名经纪人,有了华谊兄弟品牌的带动和科学的管理模式,重组后的经纪公司运作很成功,我们签约演员的数量非常大,有40多个。我们的发行公司是与西影重组的,叫西影华谊发行有限公司,未来的市场空间比较大。以上三家公司的股东结构各一样,但是在影视行业这是挺合理的一个摆法,在结构上我们每个触角都具备,我们的竞争力将不断加强。
多元化和艺术本色
《经济观察报》:除了影视和老本行广告,您现在的业务还有制药、马会俱乐部、投资公司,您为什么选择这些业务?
王中军:多元投资在我再正常不过了。我原本是个精力特别充沛的人,每天工作时间大概也就二三个小时,大量的闲散时间都用来交际、会友。因为做广告公司出身,会接触到很多的行业,了解到这些行业的赢利状况,往往是看准了一个行业我就融资投入。
制药合伙人是我原来的广告主,他们要开发新的产品缺资金,跟我探讨有没有可能投资,广告由我来做。我判断制药是简单行业,就是技术和营销两块,技术不需要我懂,而药的成本有70%花在营销上,营销正是我的长项,所以我觉得可控制性很强,可以做。马会严格讲宗旨是非盈利的,是我们华谊兄弟的公关平台,这和我自己的爱好有关系,我自己爱好的是骑马和游泳两项运动,打高尔夫纯粹是跟着别人瞎转,别人叫我四五次才会去一次,不是骨子里的爱好。马会作为社交场所品味非常高,当然中国没有贵族啦,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享受贵族生活。
《经济观察报》:未来您还可能在哪些产业方面做尝试呢?
王中军:实际上我们现在最大的一块是汽车销售。我们中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宝马的总代理公司之一,我是宝马的地区授权销售商。开句玩笑算个账,以我的营销能力,一年卖
3000辆车非常容易,一辆车100万,总共就是30个亿的销售额,如果我去干电影,要做30个亿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中国影视市场还需要培育,而中国现代汽车市场已经具备个消化能工巧匠能力,所以我选择这个行业做投资。
《经济观察报》:记得一次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滕文骥导演说您是商人,您却坚持说自己还是一位艺术家。您在生活中是如何平衡这两种角色的?听说您收藏油画和雕塑,能谈谈您在方面的兴趣和见解吗?
王中军:我没有不承认我是商人,毕竟我做的是商人的事。但我觉得我根本上是个艺术家,我做事很冲动,很容易激动,就像我做投资,我听人说哪个行业好就可能会投资,不会经过特别复杂精密的分析,包括做电视,我也没有复杂化过,这里面包含着我的艺术家个性。
我自己一直是学美术的,画画、搞摄影,当然现在我不敢说我是什么家,但我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应该很好,在中国艺术品收藏界我小有名气,我收藏油画和雕塑,基本上中国写实派的画家,像艾轩、陈逸飞、杨飞云、何多苓,如果一个专业的画商到我们家或俱乐部,会发现我拥有中国最大的一线画家的画。虽然收藏这种昂贵的艺术品首先要有经济基础,但由于我骨子里酷爱,我买画时从没想到它是增值或保值,我太喜欢了,所以我买了。
《经济观察报》:在非典时期,您曾经与其他企业家一起向北京市政府捐赠过“人间天使”雕塑,这事是您负责的?
王中军:捐赠雕塑是一种公益活动。一在中国企业家的公益意识越来越强了,中国的整个企业家阶层都在从事公益事业,我们公司每年在公益上虽不是定向计划的,但我们每年都在做,像捐小学、捐孤儿院、捐赠可可西里、捐较卫星通信站等等。今年,我们一些企业家联合捐了两座7.5米高的“人间天使”雕塑,北京和广州各一痤,感谢企业家们信任我的艺术判断,委托我俱体负责此次捐赠事宜。(徐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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