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物质至上的商业城市，这个对电影艺术怀有虔诚态度并不断行动着的电影人退守在香港演艺学院，他说；“香港社会没有空间容纳我们。”

  03年夏，香港酷热，SARS危机终于散去。

 虽然舒琪现在的状态和过去十几年很不样，但是依然很忙。一年来，他忙碌于看电影和演艺学院的教务。

说起演艺学院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申请这个职位之前，舒琪替著名电影许鞍华在香港大学教了半年电影，舒琪说学院生涯带给他很不一样的激情，很多含糊的东西变得清晰，感觉自己还可发钻研的空间很大。

位于香港湾仔海港畔的演艺学院占尽地理优势，不过下属的电影学院很小，一共四个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二十五六个学生，总共只有110人人左右，师生关系很密切。在这里，舒琪做着他最钟情的电影教育工作。他经常说，“电影是一生也不会完的学习课程。每个人能领悟到多少就要看每个学生的造化。我所作的是培养他们对电影对艺术创作的信念。”

在舒琪看来，香港电影工业有很多陋习，有很多积累下来的消极因素，会磨损侵蚀一个新入行的年轻人。他们通常会出现两情况，一是很快失去热情，出现沮丧。二是很快和这个环境融合，把电影变成一种谋生技巧，成为坏习惯的一部分。两者都是舒琪不愿意见到，并且愿意穷一生之力去改变的。他说，艺术创作是一个坚韧耐力考验，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希望毕业后25岁作导演，30岁拿第一个奖，35岁积累到1000万，40岁退休，电影学习变成了一条通往功利之路的捷径。

面对年轻人这样不现实的想法，舒琪很痛心，这也是他选择演艺学院教职的原因，因为他希望能够教会年轻人对电影的信念。很多舒琪的学生应该会一直记得舒琪说过的这样一番话“不用着急，即使您40岁才开始作导演，而到65年退休，你也有25年的创作时间。即使其中你会遇到很多波折、不顺利，但你至少可以四五年拍一部电影。这样的说，你一生也可以拍四五部好电影。即使你的作品里只有一部是在历史上能够被大家记住的，这也已经是非常好的事情。再哪怕你终生做不到导演，但是你只要有对电影的信念，你就能够享受到电影带给你无穷无尽的乐趣。而电影从来不会离弃你，你的朋友可能背叛你。电影永远能给你很多启示，可以让你知道生命和人性可以丰富到何等程度，你可以对电影这种工业模式失望，对香港的电影工业、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失望，但电影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但是，舒琪内心对现在的香港电影现状非常失望。“现在严肃的电影评论在香港已经没有空间了，报纸上那种一百字的电影评论充其量只能算是消费指南。”他

舒琪相信内地电影市场还存在空间，他觉得媒体对知识的渴求，普通人对知性的追求，都是艺术创作的推动力量。 

提及这一点的时候依稀带着一些愤怒。“和电影有关的信息太多所谓的主流文化痕迹，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很疑惑，经济转型社会需要大家增值，但是这个增值指的是物质的概念，而不是让人去进步。那不是把人当做货物一样看待，认为它贬值了所以要增加他的商业价值吗？他感到这些声音其实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我们所处环境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而个人抗衡起业却是越来越困难。所以，舒琪坦言，“我也怀疑自己所坚持的电影教育也只是可以平衡这种越来越大的外界压力。而我所能保证的，也只是不断提醒自己不要放松，努力令学生看到电影带给自己和他们乐趣和喜悦。

“我不懂做生意”

有记者形容，舒琪身上有一种“特有的偏执、忍耐和低调的狂野，他用这些情怀来爱人爱电影。”

舒琪1977年入行，当时著名的电视剧《家变》就由他参与编剧。后来去了佳视，又去嘉禾，作副导演。1981年他拍《两小无知》，1986年的作品是《老娘够骚》，1990年他又拍摄了《没有太阳的日子》，平时的正职是电影发行和宣传。谈到自己在电影各个领域之中的角色变化，舒琪是很坦然的。“电影创作关乎表达，电影发行也是很实际的一些动作，在不同角色之间我从来都没有感到过矛盾，当导演我就专注于体会创作经验；当评论者我就完全从评论的角色，而不会说：假如我是导演就如何如何；当监制就一定不能太过考虑创作上的问题。我还记为一部电影一旦拍出来就是绝对独立的，我乐于像普通观众一样去看我自己拍的东西。至于最倾心做什么，做一个电影创作者肯定满足感最大，毕竟没有电影就没有其它，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但做导演挑战性也最大，要做充足的准备。总之，为电影做任何事在我都是很自然的。”

作为一个物质至上的商业城市，香港通常放映的电影种类有很大的局限，出地“我看到好的东西也希望大家都能看到”的朴素目的，1987年舒琪自办了艺术电影公司“创造社”。不过，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中推广他心目中的好电影，商业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在他发行的接近两百部电影里面，他估算，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是赚钱的，其他的都亏损，都是创造社公司贴钱为影迷造福。“香港只有600多万多，市场本来就很小，喜欢看一引起实验性和非主流作品的就更少。只有自己承担引进的成本。”他说得很淡然。

舒琪曾经和朋友经营着香港惟一的一家电影专门书店“壹角度”，书店主要经营英文版的电影书。所以很多电影爱好者走进去看看的时候，面对太多的电影书籍，往往会不经意地生出一种深深的懊恼。不过，由于经济原因，舒琪怀着相当复杂的感情关闭了这个书店，而且很坚决地说，以后不会再搞这一类的生意。“我不懂做生意，很可能永远也学不会。”

但正因为舒琪不是很会算账赚钱，所以，才有了伊朗的帕拉斯，有了奇斯诺夫斯基，有了西班牙的爱慕杜华，有了侯麦，有了情书，又有了红松鼠杀人事件这此人物和作品与华语世界的接触，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不夸张地说，没有舒琪的话，不仅港台地区，包括现在国内很多的电影爱好者很可能没有机会看到很多令他们心动不已的世界电影，也不知道可以用怎么样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赏很多电影。

“香港社会没有空间容纳我们”

好在舒琪虽然说他永远了不会再开书店了，但是他希望有一天能够重新开始做发行，尽管他说他对现在的电影发行越来越感到无能为力。5年前10年前的媒体，他所发行那一类非主流电影，还可能会被容纳，每次都会有一两间戏院上映，在媒体上还会有讲座但是现在这些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是前几年的所谓小众电影，在报纸上刊登影讯时候，报纸常常把放映日期和电影院名子经常搞错。市场的忽略让舒琪有很深的挫败感，舒琪说，“2000年左右，我请了一个日本导演，也就是《下一站是天国》的导演，当时我约了7个记者，安排了1个小时的访问，但是其中4个记者提问的，都是我事先准备好的资料里有问题，而且，原定的1个小时时间只用了三四十分钟时间，他们就已经没有了耐性。试想一下，加上翻译的时间，这样的采访，能够做出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对那个导演很抱歉疚。至此，我觉得很痛苦，因为香港社会已经没有空间纳我们这一类电影形式。”

舒琪转而相信内地电影市场还存在空间。他觉得媒体对知识的喝求，普通人对知性的追求，这都是一种对艺术创作的推动力量，等到大家视野进一步开拓，他们认识到外面还有一个更精彩的电影世界，那么内地电影就能做出更多更好的东西来。“创作艺术最可怕的是自满，觉得自己已经足够了，这点香港电影业比较多。事实上，我觉得香港电影已经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品味低一，没有人去关心精致，也只地表面，而内里是空油而贫乏的。内地很多电影人还觉得要向外面学习，这是很好的现象。”

或者正是这个原因，舒琪在其中是主要成员的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于1995年3月正式成立，成为同类型组织的第一个。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的宗旨是：团结一群志同道合的影评人，促进电影评论的独立自主精神；倡导从文化和艺术角度评论香港电影；对香港电影的成就重新作出评价。可是，今天舒琪已经主动退出了这个组织。因为他“在其中再也发现不了能够学习东西。”

所以舒琪现在更愿意平静而忙碌地享受着他在演艺学院的工作。用他的话说，就是每天执着于“如何去感动、影响、发展、加深和丰富人的性情，使它变得更细致，正是艺术的功能。”就像舒琪自己归纳的那样，“我做的所有工作从来都跟电影有直接、间接的联系。我平常读书、读报、上网向来都是首先寻找关于电影的消息，打开的邮箱信件都是关于电影的，十个朋友、十个也都跟电影有关，坐下来吃饭，坐下来聊天，要么谈电影，要么吃完饭还是看电影……我其实已经无法想象我生活中没有电影——就算是我不做现时所有与电影有关的工作吧，我至少还是可以买张票去看电影的。（沈谷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