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高中同学现在美国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最近几年都没回来过。偶尔和国内的同学通通电话。通话中,常会和我聊一些当前国内的时事政治。在他的嘴里,我们的社会问题很多,尤其是我们谈到司法领域的腐败方面,他所讲述的那些故事及印象,几乎可以用黑暗一词来形容。尽管本人作为法治媒体的从业者,工作中接触到的社会阴暗面一向很多,甚至了解了一些没有见诸报端的所谓内幕,但远远没有到他所描述的那种程度。于是我便同他争执,跟他解释有些事情的不实之处,劝他要看主流情况。但他根本就不信我,认为我是“体制”中人,不免替现有体制说话。我则认为,他是以偏概全。我们俩谁也无法认同对方的观点。
我的同学,他获知信息的渠道自然是美国的媒体。他还是中国人,我也了解他对自己的祖国绝无恶意,若是外国人,对这些报道岂不是更加深信不疑?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但文化背景的差异仍然不小,如果媒体不能促进沟通,其作用却恰恰相反,不同文化之下的人们之间的隔阂就会越来越深,最终导致的恐怕是政治上的敌对。昨天我从据新华社的一个消息里找到了我这种担忧的论据:在刚刚结束的国际新闻学会第54届年会上,西方媒体对非洲和伊斯兰世界歪曲事实以及缺乏客观公正性的报道遭到与会者的批评。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会议上说,一些西方媒体对非洲的报道往往是歪曲的。在他们的报道中,非洲是一个疾病流行、冲突频发、管理混乱的地区。这些报道影响了非洲的外部形象,妨碍了外国人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卡加梅认为,这也是导致非洲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之一。不知道有无来自中国方面的批评,但从我的个人经验上说,已经从同学身上获得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但这样的批评之声一定是十分微弱的。
在两周前北京的《财富》论坛“文化圆桌会议”上,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发表了题为《媒体在中国日益重要的角色》的演讲,他说,包括媒体在内,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逆差高达10倍至15倍。
文化产品毕竟只是载体,它输出的终究是人的意识形态和观点。尤其是媒体,谁掌握了它,谁就拥有了发言权,谁拥有了发言权,谁就掌控了判别标准。10倍至15倍的“文化贸易”逆差意味着什么?打个比喻,相当于用一个人的声音去与10到15个人争论。输赢自然清楚得很。
联想到近日被国内媒体炒得热热闹闹的戛纳电影节,同往届比较,并没爆出大亮点大热门,虽然平淡,却仍然是群贤毕至,明星云集。不似我们自己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连章子怡都不给面子。中国电影《青红》获得戛纳评委会奖,也不过是没有空手而归而已。“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每逢奥斯卡颁奖、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我们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朱自清式的既向往又无奈的情绪。不要说我们,便是已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认为,自己能获奖,是欧洲中心主义对边缘文化的认同;而同样是诺奖得主的南非作家库切也在作品中陷入这样的疑惑:非洲的作家是在按照欧洲的读者的口味写作吗?
对库切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拿他的问题套用在中国电影上,说:中国的电影导演是在按照西方的观众的口味拍摄吗?答案也是肯定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在文化上占据了主动,谁就拥有了评判的权力。在去年的76届奥斯卡颁奖时,记得有一家境外媒体这样评价那次盛会:与布什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搞得焦头烂额相比较,奥斯卡在全球文化大战中却是轻轻松松大获全胜。但是如果以为这二者之间毫无关联的话,那就大大低估了文化的力量。那届奥斯卡各奖项中最大的赢家是《指环王3之王者归来》,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当各路英豪准备向魔鬼作最后的讨伐时,男主人公有一段类似于檄文的演讲,那段演讲简直就是布什向伊拉克宣战的战前动员令的艺术版。
还是在“文化圆桌会议”上,除了文化贸易逆差之外,在回答西方记者有关中国传媒走向世界的提问时,赵启正表示,中国媒体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很长时间,甚至要10年至20年。
媒体成为主流,也意味着文化成为主流,但愿这个时刻快一些到来。
(孙丽)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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