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坦国际STANCHINA

吴敬琏
　　最近在中央党校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连用了50次“加快”这个词，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可见问题的紧迫性。
财政政策两难——
出路在转变增长方式
　　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意识到增长的模式如果不改变，将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变得脆弱。依靠投资、出口来支撑的增长方式会造成内部需求不足、储蓄率过高、投资率过高，从而引发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以至于通货膨胀，让经济体系中充满了虚拟的资产，最终由流动性泛滥变成流动性的极度短缺，出现所谓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就是资产方和资本负债方不对应了。
　　政府用什么办法来克服危机呢？一是财政政策，一是货币政策。用救济的方法去增加需求，把这个窟窿补起来，把已经消失的信用，用政府信用去代替，维持经济的运转。但这是一种短期的解决办法，不能长期维持，相反在某种情况下还会重新创造爆发二次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它用了大量政府发出的货币去支撑市场，金融体系中又会积累起更多的虚拟财富。
　　去年下半年，我们就看到这种两难的状况，去年货币增长了30%左右，物质财富的创造充其量也就是10%，大量的货币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但是撤下来经济就会极速地往下走，因为盘子已经很大了；如果继续往上加，泡沫又会形成。面对两难的状况，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或者叫经济增长的方式。
　　经济增长中是靠哪些生产要素来支撑呢？过去我们主要是靠资本，还有自然资源，就是土地这个要素支撑的，现在要转到靠就业、靠人力资本支撑。
　　在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土地的情况下，社会总收入主要是分配给了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首先是政府，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最主要的资本所有者还是政府；其次是富人，越富的人，他的消费倾向越低，大量的钱拿去投资了。所以靠这两种收入，我们消费是上不去的。我们的消费主要应该靠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这就应该增加我们生产增长中的技术含量、知识含量，从而增加对专业人员的需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转变方式难点——
体制性障碍太多
　　回顾1959年，苏联曾说15年超过美国，到了1965年，他们GDP的差距缩小了，但是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却拉大了。经过讨论发现问题就出在增长方式上，当时增长的唯一来源就是投资。而西方国家的增长，在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发生了改变，主要是靠效率提高。《资本论》中就说到靠资源投入这种增长叫做外延式或者粗放式的增长；而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叫做内涵式的增长，或者叫集约式的增长。苏联为什么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提出转变，但是一直到1991年苏联瓦解，始终没转过来呢？其根本的问题在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一定是搞粗放的，改不过来的，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们提出20年翻两番，到了世纪末回头一看，翻两番是超额完成了，但是效率没有提高，还是靠投土地、资源，最终需求不足，要越来越多的依靠出口。所以，1995年 《关于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里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增长方式，还有就是体制的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但是执行状况不好，没有转过来。相反，到了21世纪初期，反而来了一次大规模投资来提高增长率的高潮。
　　因此，2006年 《十一五规划》对增长方式的转变和途径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比如说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发展所谓现代先进制造业等。但是全国执行情况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如深圳、苏锡常很不错，深圳华为、中兴等企业走在了世界前列，苏南地区在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并不好，根本的问题还是体制性障碍太多，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亟待改善。
　　体制性的障碍，我归纳为四点：第一点就是政府支配资源数量大，力量强，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比如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第二点就是对于政绩，好像主要的标志就是GDP；第三点是财政体制，包括收入来源和支出；第四条是市场化的改革，上游产品、原材料的价格等不是由市场去配置，而是被行政扭曲了或者直接用行政配置，促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政绩工程遍地开花。这个体制如果转不过来，不管用多少政治号召、道德上的说教去打动，作用都不大。
转型主要途径——
改造制造业 培育新产业
那么，要如何做呢？我认为其中两条最重要，第一是改造现在我们的加工制造业。我国经济中比重占得最大的就是制造业，这在世界上几乎没有的。台湾宏基的创始人施振荣在1992年提出的一个口号，叫做“像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台湾地区以前做代工，跟大陆现在加工制造业大体上是相同的，但是后来不行了，他们就靠这个寻求出路。中间是简单的组装、加工，盈利性很差，赚钱在两头，前端附加值比较高的是研发、设计等，后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售后服务一直到金融服务了。台湾地区信息产业企业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完成了这个转型。如今，我们靠便宜的劳动力，已经跟邻国没有竞争力了，因为他们比我们还要穷，劳动力更加便宜，我们发展了30年，农民工生活需要改善，所以一定要转型。
　　另外一条是要培育我们的新兴产业，我们的加工制造业的基础雄厚，产业链相当完整，完全有条件培育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完全有可能在国际的技术标准的制定上有一席之地。比如三网融合、移动标准、ICD、电动汽车等，另外还有新能源的问题、煤的综合利用问题等，都需要大家努力。
需要特别警惕——
“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
　　消除体制性障碍需要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比如说平等对待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营造法制环境等。
　　我们调查到很多地方有保护本地企业、用垄断压制创业企业等现象，有人说《反垄断法》不能够反垄断，要反造成了坏的后果的垄断，说国有企业垄断好啊，挣钱是国有、国家力量。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怪圈，因为垄断会造成寻租和腐败的蔓延，然后再把罪过加在市场改革身上，说要加强行政的干预、国家的垄断再来杜绝。而越是这样，这个寻租的条件就越加具备，腐败就越制止不了，因为到处都是有寻租的可能性，法不责众。这个倒退是绝没有出路的。
　　另外在习惯上，我们一要搞科学技术竞争，就是政府主导和规划，政府调配人力、物力、财力、公关，有了发明以后，政府再让什么企业来把它产业化，这不利于我们的产业转型。政府需要对技术创新和新产品有倾斜性的政策，跟市场的力量要形成合力，而不是对着干。
　　因此，政府应该提供良好的环境，另外还可提供共用性的技术。以前日本在赶超的时候，用了“PPP”的方式，叫公共单位和私营单位的伙伴关系，如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赶超，几家大的电器制造商入股，政府通常是对应的入股，开发以后，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商品，全社会都可以用。后来美国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我国台湾地区用得比较好的是它的工研院。
　　还有政府可以对新产品从公共开支中给予补助，但是应该补助给消费者，而不是补助给定点的厂，是由消费者去选择哪一个产品好。
　　政府需要做到有所不为，第一就是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还有就是不指定技术路线。各种产业它都有技术路线，有争论的，领导最好不要去制定技术路线，这个风险很大，日本吃了很大的亏，因为技术的可能性很难百分之百看得准。
　　因此，有很多事情需要研究，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地走出危机，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努力。

　

叶檀：外资在中国大收购 中国企业只有贴牌的命？

　　每经评论员 叶檀
　　外资通过资本运作进行大收购。
　　3月2日，中国白酒企业水井坊发布公告，帝亚吉欧旗下全资子公司DHHBV已经和全兴集团大股东——成都盈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同意以1400万英镑，约合1.44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盈盈所持全兴集团4%的股权。这次股权转让最终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帝亚吉欧将持有全兴集团53%的股权，并间接控股水井坊。
　　帝亚吉欧是财富500强的全球酒类品牌公司，拥有100个世界顶级酒类品牌当中的14个，这14个里面包括伏特加、苏格兰威士忌、尊尼获加等。该公司14年前进入大陆市场，4年前布局进入水井坊，通过一步步的股权收购控制了水井坊。
　　原以为中国式的合资悲剧导致中国本土品牌消失的悲剧已经过去，但最近的多次收购案、合作案证明，中国品牌被收购愈演愈烈。从高压锅、饮料到食品业，概莫能外。难道中国企业只有贴牌的命？
　　外资在中国大收购有几类情况。
　　一是被收购的企业开门揖“友”，比如汇源果汁，既然可口可乐愿意斥资24亿美元收购汇源果汁公司，在产品营销、物流等成本方面遭遇瓶颈，还不如及时套现为上。强撑下去，有可能企业分文不值。汇源现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卖出当时的高价。
　　笔者接触的很多企业家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把企业做大的最大目标就是套现，而不是成为百年老店。不管内资外资，谁出价高就卖给谁。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民企生存环境不仅不见改善，反而日趋艰难，各个行业的玻璃天花板越来越厚，在煤炭等行业如过街老鼠，产权得不到保障，退意更浓。
　　2月22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发表题为《上海铝棒出口“走私”案争议》一文称，在上海海关的打击铝棒出口走私专项行动中，有7家公司被刑事立案，12名相关人员人员被捕，包括万向集团旗下的万向资源有限公司。海关的文件存在争议，争议毫无用处，有几家涉案企业身处绝境。连万向这样的知名民营企业都涉身在内，其他民营企业自然噤若寒蝉。有时候找外资或者把自己包装成外资，就是为了寻求一把法律的保护伞，应对瞬息万变的经营环境。同时还能享受外资优惠政策，这是政策内外有别的必然后果。
　　另一种企业家则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成功MBO，前有娃哈哈，后有双汇。典型的如宗庆后，虽然宗庆后先生一直强调 “民族企业、民族品牌绝不能对外资开放”，但最早时为了厘清产权，不得不借重外资达能。
　　双汇的曲线MBO至今还在发酵。在此过程中，高盛、鼎辉以及神秘的海外基金纷纷登场。3月3日《关于香港华懋集团有限公司等少数股东转让股权的议案》在股东大会上遭否决，而此次交易却在2009年上半年已经交易完成。可见，有时候借重外资，是为了让原本国有或者集体企业成为企业家、高管们自己的企业。既然国内难有公开的转让渠道，就依靠国际资本操作者。
　　第三种情况是共同赚钱。如复星集团和凯雷集团2010年2月24日在上海联合宣布，双方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全面的战略合作。复星国际是中国最大的综合类民营企业之一，连续4年名列中国民营企业纳税总额首位。旗下拥有医药、房地产开发、钢铁、矿业、零售及战略投资等业务，而凯雷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企业之一，旗下管理4大类共60多只基金，资产规模超过879亿美元。这两家巨鳄联手，是为了在股权投资与人民币基金等领域获得更大的收益。
　　作为开始，复星与凯雷将共同设立并管理具有联合品牌的人民币基金，投资于高成长型企业。首期基金规模为一亿美金，复星和凯雷亚洲增长基金各出资5000万美金。另外也将很快面向中国国内的LP募集新基金。
　　企业家们并非个个都是“卖国贼”，但企业家们肯定个个都想赚钱，而且希望赚来的钱是自己的钱。因此不难理解，一方面企业家对外资入侵，对政府某些部门与一些消费者的“崇洋媚外”恨之入骨；另一方面又离不开外资，与外资若即若离，关系暧昧。在牛根生的万言书中，典型地反映出爱恨交加、受尽委屈的情绪。最终，还是国内企业帮了他。
　　仅仅靠发改委、商务部否决并购案是不可能阻挡外资的侵袭，更不可能抑制一心想嫁给外资的内资企业。只有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只有想尽办法改良中国的营商环境，外资在中国的大收购才不会成为内资主动的投怀送抱行为。
　　如果环境不改善，外资的大并购会激起民粹主义，内资的强大会与权贵结交，中国品牌消失，中国的工人永远在贴牌的流水线上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