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坦国际STANCHINA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在2008年开始的那场经济衰退中，美国乃至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失去了房产和工作，更多的人承受着由此带来的焦虑与恐惧。那些将储蓄用于未来退休或孩子教育的人们，眼睁睁看着这些资产的价值缩水到原先的几分之一。这场源自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到全球，导致无数的人失业——仅中国就有2000万人——更多的人则陷入了贫困。

事情本不该如此。标榜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现代经济学，承诺可以为所有人带来财富。被大肆追捧的“新经济”——20世纪后半叶最令人惊叹的创新，包括放松监管和金融工程——被认为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跳出经济循环周期。一直以来，我们都被告知，“新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融合即使无法完全消除经济波动，至少可以减弱它们的影响。

这次经济衰退（显然是75年前的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粉碎了这一切幻觉。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那些长期以来奉若至宝的信条。20多年来，自由市场的理念盛行于世——自由而无所束缚的市场更有效率，即便犯错也能迅速自我修正。最好的政府是小政府，管制只会妨碍创新。中央银行应当独立，只需关注维持低通货膨胀率。时至今日，即便是这一意识形态的最高祭司，在这些观点盛行时期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格林斯潘，也开始承认这一推理存在缺陷。但对于已为其承担后果的那些人而言，这一表白来得太迟了。

危机总会结束，但所有危机尤其是如此严重的一场总会留下遗产——对于一向被认作能带来最大利益的这一经济体系，我们将获得一些重新认识的视角。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或许早已终结，但以多种面孔出现的市场经济，彼此间将展开激烈竞争。

我坚信在任何一个成功的经济体中，市场都居于首要位置，但市场仅凭自身并不能良好运转。从这个意义上，我是英国知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坚定支持者，此人的影响超越了现代经济学研究本身。政府在经济运转中负有责任，不单单是在市场失灵时来拯救，同时要通过监管来避免类似我们刚刚所经历的灾难。经济需要政府和市场两种角色的平衡，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在其中也应起到重要作用。在过去25年间，美国恰恰于此失衡，并将这种失衡传递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存有缺陷的观念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并使得关键私有和公共部门的决策者忽略了这些潜在问题，影响到他们未能迅速有效地挽回局面。危机持续时间的长短将取决于政策如何选择。事实上，目前所做出的错误决定使得危机进一步升级，但是危机的管理只是我关心的一个方面，我同样关心危机之后的世界。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回到昨日。

危机前的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已经在面临诸多问题，不单单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么简单。全球化进程深刻推动了经济结构转型，对各个经济体的应对能力要求更高。危机之后，这些挑战仍将持续并进一步放大，但我们的应对资源将大大减少。

我希望这场危机能够引发政策和观念层面的变革。如果决策正确，而非仅仅是政治或社会层面的权宜之计，一方面将减轻类似危机的冲击，同时通过加速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进程，来改善人类生活。相反，如果决策失误，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经济会更易受到下一次危机的冲击，而且在面对21世纪的各类挑战上显然准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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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的出现，将结束关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该观念认为不受管制的市场将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增长）的争论；或至少有人会认为，在有关经济危机的记忆完全消散之前，再没有人会去谈论市场能够自我修正，以及可以依靠市场自利行为来确保一切良性运转。

那些受益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们则提供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一些人称，我们的经济正遭遇一场“意外”，而意外总会发生，正如没有人会提出因为一场偶发事故而不再开车。持这种立场的人们期待可以迅速回到2008年之前的世界。他们认为银行家们并没有错。给银行们注资，微调一下管理规则，向监管者们严厉声明不要让麦道夫这类欺骗行为再次发生，给商学院多开一点有关道德和伦理的课程，一切就都好了。

问题远远不仅于此。在过去25年间，被认作可以自我监管的金融体系曾一再被政府拯救。金融体系的复苏让我们得出了错误教训——它完全可以按照自身规律独立运转。事实上，危机发生之前的经济体系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存在缺陷，可能适合某些人，但并非是每一个美国人。

经济学家看待危机的方式类似于医生诊断病情，同样是通过观察非常态下的状况从而得出常态下的运转规律。当我开始对2008年危机进行研究时，发现自己比起其他观察者具备明显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危机老兵”，危机专家。这次并非是近年来的头一次重大危机，此前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曾充满警示性地频繁发生——有人统计说，在1970年到2007年之间，就有124次危机。1997－199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时，我正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亲历了发端于泰国的危机如何波及东亚其他国家，然后是拉美和俄罗斯。这是一场经典的“传染病”——全球经济体系中一环出错，将蔓延至其他地区。而一次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或许要经历数年才能完全显现。以阿根廷为例，自1995年起受到墨西哥危机影响，同时遭遇1997年东亚和1998年巴西两次金融危机，但直到2001年才真正发生经济崩盘。

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的70年间，经济学家或许会因经济学研究的不断进步而引以为傲，但这并不意味着彼此在如何应对危机上达成了一致。回顾1997年，我在恐慌中亲历了这一幕：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出的一系列措施，使人联想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的政策，最终注定要归于失败。

当2007年世界即将滑向新一轮危机之时，感觉似曾相识。当时我所观察到的一切和10年前惊人的相似，比如起初对于危机的公开否认。10年前，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也拒绝承认东亚正在经历一场衰退或大萧条。当世界银行亚洲事务副行长米歇尔·塞韦利用“R”（衰退）和“D”（萧条）这两个词形容正在发生的一切时，时任美国财政副部长、现为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的拉里·萨默斯显得怒不可遏。然而对于一场导致印尼中心岛屿爪哇四成人失业的经济倒退，还有什么别的词更贴切吗？

同样在2008年，布什政府开始时否认存在任何严重问题。这位总统宣称，我们只不过是多盖了点儿房子。在危机爆发最初几个月，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就像是醉酒驾车的司机，将方向盘左右拨弄，在挽救一些银行的同时只能任由其他倒闭。从他们制定的决策丝毫找不到规律。布什政府官员辩称，他们的举动相当务实，且为公平起见，政策制定者均来自其他领域。

当衰退阴霾在2007年和2008年初渐渐笼罩于美国经济之时，经济学家们常被问到一个问题：这是否将是另一场大萧条，或是可能出现更深层的经济衰退。多数经济学家凭直觉回应：这不可能！经济学，包括全球经济管理理论的发展，意味着这样一场灾难对多数学者而言难以置信。然而，十年前东亚经济危机爆发时，我们就曾败下阵来，而且输得很惨。

存在破绽的经济理论导致错误决策并不奇怪，但显而易见，拥护这些理论的人对其有用性曾坚信不疑。他们显然错了。错误决策不仅导致了10年前那场东亚经济危机，并进一步加深了其影响和拉长了其持续的时间，留下一个脆弱的经济体和累累负债。

10年前的失败某种程度上也是全球政治的失败。危机重创了那些被称作“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但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营者并不像对待那些借钱给发展中国家的西方银行一样，为如何更好地保证危机国家人们的生活和生计而担忧。时至今日，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为重振经济而努力时，同样在政策和政治层面无所作为。

自由落体

当全球经济在2008年呈现“自由落体”的衰落势头时，我们曾经的信念同样如此。长期以来那些关于经济学、美国以及英雄的看法，也同样一落千丈。上次金融危机过后，1999年2月15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前财政部秘书长罗伯特·罗宾，以及他们的门徒拉里·萨默斯，前两人在上世纪90年代曾因成功复苏美国经济而赢得声望。这三人被誉为“拯救世界委员会”，在流行观点中甚至被看作 “无所不能的上帝”。2000年，畅销书作家、调查性报道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撰写了格林斯潘的传记，名为“大师”。

由于亲见了东亚经济危机的处理方式，我的反应远不像《时代》周刊或是伍德沃德那么强烈。对于我乃至东亚地区多数人而言，由“拯救世界委员会”所领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所采取的举动，使得危机更为严峻。这些政策忽略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面对经济下滑局面，通常应采用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整个社会似乎也丧失了长期以来对于经济学大师们的尊重。这些年在关于如何更好地运转经济体系上，我们往往只听取华尔街的建议——不单单是罗宾和格林斯潘这两位被神话了的人物。到如今又该向谁求助？大部分经济学家似乎对此已无能为力。多数经济学家倒是为推动“放松管制”的运动中提供了智力支持。

同样不幸的是，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观念之争转向个体在其中的作用——制造危机的罪人以及拯救世界的英雄。有人可能会 （事实上已经如此）写书将苗头指向特定人：某个政策制定者或是金融高管，那些将我们引向了近来危机的人。本书则另有所指，它认为从本质上看，所有的关键政策——比如和放松管制相关的那些决策，皆源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驱动”，如利益、观念和意识形态，而非个人所能主导。

1987年，当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时，他恰在寻找一位“放松管制”的坚定执行者。前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在任期间，作为央行总裁，他因成功将通胀率由1979年的11.3％降至1987年的3.6％而广受赞誉。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成绩单足以让他自动连任。但沃克尔清楚管制的重要性，而里根则期待有人解除管制。即使没有格林斯潘，也会有大量人选愿意并能够登上 “放松管制”这艘船。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格林斯潘，而是“放松管制”这一意识形态。

为了解危机和观念之间的关联，首先要弄清发生了什么，弄清一些关键环节：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何成了自由落体？哪些决策和事件引发了2008年的大衰退？如果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不能形成共识，就无法在解决方案上达成一致，无论是走出目前的危机或是避免重蹈覆辙。完全理清银行不良行为、监管失利或是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在危机中的各自影响很不容易，但我将试图说明为何最大的责任要归于金融市场和机构本身。

追根溯源就像是剥洋葱。每层解释都将带来更深层次的追问：刚愎动机 （指银行在不动产信贷业务经营过程中的自负行为）或将鼓励银行家们短视而冒险的行为，但为何会出现这种刚愎动机？答案就摆在那，公司管理中的问题以及薪水的激励方式。但对于失灵的公司管理和不良的激励机制，市场为何不能自律？自然选择既然是适者生存，那些为长远设计管理和激励机制的公司理应繁荣。这类理论正是这场危机的又一牺牲品。当人们开始思考危机中暴露出的金融部门的问题时，显然这些问题太普遍了，其他部门也同样存在。

进一步研究之后的结果让人更为吃惊：抛开各类新型金融产品、次级贷款以及担保债权凭证，这次危机和之前几次颇为相像，无论美国内外。泡沫生产，然后破裂，造成毁灭性破坏。依靠泡沫膨胀带来的资产担保获取银行贷款，最终又加剧了泡沫状态。这种创新帮助银行隐藏了不良资产，将它们从资产负债表中一笔勾掉，提高了杠杆率，所有这一切将泡沫越吹越大，破裂的毁坏力最终将一切带入深渊。“信用违约掉期”这种声称为规避风险实为逃避监管的创新型金融工具，因过于复杂而放大了风险。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为何坐视这一切再次发生，并且以如此大的规模？

很难得出深入解释，但一些浅显的论调可以被轻易驳回。正如我所提到的，华尔街的人们都乐于相信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这个经济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的，自己只是千年一遇的风暴中不幸的受害者。但危机并不仅仅发生于金融领域，它是华尔街为自身乃至整个社会所人为制造的灾难。

对于那些并不为“只是偶然事件”这一论断买账的人们，华尔街的拥护者们另有说词：这是政府的授意——它鼓励 “住房自有”并把它租给穷人们。或者说，政府本该阻止这样的行为，这是监管者的责任。

信仰这一体系的人还会考虑另一抗辩手段，和几年前安然和世通公司丑闻发生时所使用的是同一种。任何体系都有害群之马，因此不知怎么的，我们的 “体系”——监管者和投资者们——只是没有成功地保护自身不受这些害群之马的侵害。就新世纪头几年的肯·雷（安然CEO）和伯纳德·埃伯斯（世通公司CEO）而言，在这个指控名单中，我们现在可以加上伯尼·麦道夫和其他一些人，比如艾伦·斯坦福和拉贾·拉特男。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单单是这几个人犯了错，那些金融部门的卫道士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出现了问题。

一旦认为美国金融体系目前的困境势必普遍而持久时，最终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问题是系统性的。华尔街所给予的高回报以及对于金钱的追逐，或许比起它所遇到的道德挑战更具吸引力，但问题的普遍性暴露出金融体系存在的本质性缺陷。

阐释的困境

在政策领域，比起找到值得信任的人或将问题归罪于某人，判定成败或许更具挑战。但何为成败？美欧的观察者认为，1997年对于东亚危机的纾困被证明是成功的，因为危机并未波及美欧。但对于那些亲历经济衰退的人们，梦碎了，公司破产了，国家负债累累，救助最终成一场令人沮丧的败局。批评者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应对举措使得情况更为糟糕；支持者则坚定认为它们避免了灾难发生。摩擦出现了。问题在于，如果当时采取其他决策，现在该是什么情形？到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行动延长和加深了经济倒退，还是缩短和减轻了它的影响？我认为答案很清楚：两者施行的高利率和经费压缩手段使得局面更为严峻，这和目前危机中美欧的做法恰恰相反。东亚国家最终复苏，但并非缘于这些手段。

与此类似，观察到“放松管制”时期世界经济持续扩张的人，会得出自由市场高效的结论——“放松管制”成就了这种高速增长，而且会一直持续。事实恰恰相反。这种增长建立于庞大债务之上，至少可以说基础非常脆弱。西方银行一再因这种愚蠢的举债行为获得拯救——不仅仅发生在泰国、韩国、印尼，而且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俄罗斯……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每次大幕落下，世界照常运转，和之前并无两样。很多人因此认为市场可以自行修复，但真相是政府周而复始地纠正市场造成的错误。那些自认为“市场经济自身可以良性运转”的人们只会得出错误推论，而危机愈大，错误则会愈发显著。

关于某些政策效果的争论或许有助于解释错误观念为何会拥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在我看来，2008年的大萧条是多年来施行的政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显而易见，这些政策是由于金融市场出于某些特殊利益而造成的。经济学的角色则更为复杂。在这张需要为危机承担责任的长名单上，经济学界难逃其中。因为在“市场经济是有效而自律的”这一点上，他们为这些特殊利益提供了论据——尽管过去20多年来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证明了理论的某些局限性。由于危机的发生，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是政策，必将和经济本身一样发生变化。

人们常常问我，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出错。总会有那种“看跌”的经济学家，他们预见到潜在的问题，过去发生了5次大萧条，他们却预言了9次。但只有少数经济学家不单通报了坏消息，还系统解释了为何将面临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们会在各种年度聚会中碰面，比如每年冬季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彼此间交流观点，并试图分析我们所清晰预见的那一天为何迟迟不来。

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善于辨识基本问题，但对于它所发生的精确时间并无把握。2007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我的处境很尴尬。在之前几次会面中，我已经预见到问题渐次出现，局面愈加严峻，但当时全球经济发展持续走高。7％的全球增长率几乎前所未有，甚至出现对非洲和拉美地区利好的局面。当我向公众道出这一切时，意味着或是我的理论出现了漏洞，另一种可能则是危机一旦发生，会比想象中更加严峻而持久。当然我认同后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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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经历的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或至少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美国的特殊资本主义（有时被称作美式资本主义）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这并非源于某个个体的责任或是某些特定失误，更不是对政策小修小补所能解决的。

由于美国人强烈支持现有的经济制度，这些缺陷一直难以被察觉。“我们的团队”似乎比宿敌前苏联表现得更为出众，制度的优势使得我们避免他人曾犯下的错误。在所有竞赛中都有美国的身影：美欧之间的比较以及美日之间的竞争。当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因欧洲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之声将之斥为“老欧洲”时，显然在他头脑中，是将欧洲僵化的社会模式和充满活力的美国之间进行了对比。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崛起一度令人怀疑，如我们的制度果真比日本好吗？这种焦虑可以适度解释1997年东亚衰退之时，为何一些人会感到宽慰，以及为何有如此多的国家试图吸取日本模式的某些方面。尽管我们并未对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低迷公开地幸灾乐祸，但显然曾建议日本采用美式资本主义。

数字也加剧了这种自我蒙蔽。毕竟，我们的经济依然比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增长都快，除了中国——而一旦将我们所思考和观察到的中国银行系统存在的问题一一摆出，崩溃只是迟早的事。

这并非是首次由于对数字错误解读而影响到决策（包括华尔街易犯的各类错误）。在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曾被捧作拉美典范——“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南半球的胜利。很多年它的增长数据都很漂亮。然而正如美国，它的增长靠的是不可持续的消费热潮所带来的大量举债。最终，2001年12月，势不可挡的债务压垮了它的经济。

即便现在，很多人依然拒绝承认美国市场经济中所存在的巨大问题。一旦我们度过此劫——任何危机终会结束——他们开始期待新一轮的强劲增长。然而对美国经济的深入探究则揭示出其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便是中产阶级，在过去十年间收入也徘徊不前；不平等日益加剧；即便存在例外，从概率上而言，一个贫穷的美国人走入上流社会的机会要低于所谓的“老欧洲”，整体来看，所有美国人参加标准化教育测试的最好结果也只能到中等水平。人人都在说，不仅仅是金融，美国几个核心经济领域也陆续陷入麻烦之中，包括医疗、能源以及制造业。

然而目前谈论的所有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经济危机之前已经出现的全球贸易失衡不会自行消失。面对全球一体化的局面，若想解决美国的问题，不可能忽略其他国家。正是世界范围内的需求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除非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否则对美国而言，获得强劲复苏，而非落入昔日日本一样的低迷将非常艰难。与此同时，只要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生产能力远超实际消费能力，而另外一些国家却为应对老龄化而不断增加储蓄，推动全球经济强有力的发展将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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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究竟是什么引发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及为什么最初的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失败，则有助于缩短未来危机的持续时间，以及避免更多无辜的受害者。不仅如此，我们可以在更为坚固的基石上为经济的强劲增长铺平道路，而非像这些年依靠赤字融资的方式。更进一步而言，我们还可以确保经济增长的果实为大多数公民所共享。

记忆总是短暂的，过去30年间，新一代人出现了，他们自信不会重蹈覆辙。但无论何种制度，总会有机敏的人找到回避规则的办法。世界同样在变，今日的管理机制对于21世纪中期的经济状况将未必适用。但作为大萧条带来的后果之一，我们成功建立起了一套能运行半个世纪的监管框架，并可以保证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性。本书希望可以再次如此。

（本文为斯蒂格利茨2010年1月出版的新书《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以及全球经济的沉没》序言部分，有删节，李小蔓/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