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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食品不含苏丹红一号”，亨氏的正中声明言犹在耳，几天之后这便成了一个真正的谎言。于此相比，肯德基的主动声明似乎“勇气可嘉”，只是声明的时间在警报发布一个月之后，如果不质疑跨国公司的反应速度那就职能质疑这种勇气的诚意。假如事情就这样平息，对国际品牌一贯宽容的中国消费者，也许就会继续宽容的称赞肯德基所承诺的主动销毁剩余调料是对老百姓负责任的大家风范，然而两天以后苏丹红再现肯德基，哑然之下将责任推给供应商，这回肯德基和亨氏的反应如出一辙。
SK－II的身份曾经何其尊贵。烧碱风波却重创了宝洁的神话，一而再再而三的声明与问答，宝洁所谓的态度指向“我们的产品没有问题”，而结果让危机本身从成分问题、浓度问题、标签问题延伸到了广告问题，继而出现了20万的罚单，就已经无声且无情的解释了危机管理的致命错误。
面对印度官员发布的强生婴儿油中含有液体石蜡油可能对婴儿有害的消息，“强生”的反应其实并不优秀，但是应该感谢产品的质量本身和卫生部的无害证明把危机影响限制在可控范围，然而公众对权威部门的信赖看起来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不二，卫生部的检测过程和结果遭到质疑可能是强生公司始料未及的。
一个成熟的危机关系不在于为期出现之后，而在于日常的预案和危机出现之后的诚信态度。反应速度和沟通能力，处理得当不难实现变危为机的效果，在公共历史实例比比皆是。成熟、系统、有效的危机管理一直为笃信为跨国公司的强势所在，公共关系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从国外传入本土。每一个国际品牌都拥有享有盛誉的国际专业公司来处理公共关系，然而在国际品牌集中触礁的“黑色三月”，姑且不去探讨危机实质是什么，因为那或许会引发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思考，仅从公关视角看待这样何其相似的危机处理已经令人何其不解。
或许层层的管理机构拖沓了巨人的脚步，反应滞后让消费者感觉是一种傲慢的无动于衷。第一声音出现在声明或验证声明“严格遵照国家标准生产”、“产品质量绝无问题”的不约而同，让人怀疑这不是不是国际品牌危机管理的统一模式，但是如果能预知亨氏产品勒令下架，肯德基涉红产品停售，宝洁罚单20万的后续结果，这些跨国公司是否还会愿意付出诚信为代价。经历了至少十几年风雨积累起来的国际品牌显然不应该缺乏承担过失的勇气。
舆论的失控是难以理解的。国际品牌更加强调公共关系的和谐，媒体关系应该是日常维护的重点，宝洁在危机发生后5天的时间里没有举行任何媒体见面会。情愿相信明星效应能在此时力挽危机于狂澜，却引发了更多的话题，不能不说宝洁在这次危机中的媒体沟通能力甚至远远逊色于很多本土企业。
相比之下肯德基的表现明显主动，但是愿意承担可能结果的法律责任却拒绝赔偿消费者，让人感觉言行不一，显然消费者很难拿出消费凭据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即便我们不去怀疑这种承诺的诚意，随后的诉状满天飞是否偏离了企业的初衷。3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更让我们差异，即使不去细究一个刚刚连续两次开了空头承诺的企业继续语言的承诺产品安全还有多少信服力，而“苏丹红食品仅仅出现在中国，而其他国家并为发现任何苏丹红成分”的发布，是想牺牲中国的消费者换取其他国家的市场，还是想提醒中国消费者关注产品的双重标准和消费歧视？苏敬轼已经足够尽职尽责了，他示范吃下肯德基的产品，有点类似当年富亚总裁喝下自己的涂料昭示环保，但是以这样的照片展现在媒体表示产品安全到底是在怀疑谁的智慧？
中条高德大概没有想到，它的一句话要让已经在中国市场投资十年之久的朝日啤酒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而朝日公司即便否认赞助并立刻与这位名誉顾问划清界线也无法平息中国人的民族情感。
没有人希望经贸关系政治化，但是公共环境的维护天然地包括政府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在中国的日企应该比欧美企业更具备危机意识，民间的抵抗日货由来已久。每个在中国日企事实上都感觉这种压力，却并没有在公共关系的沟通上表示出亲近中国消费者情感的举措。不论教科书的赞助是否是事实，作为公共的敏感度而言，近期中日关系不正常现象的频发足以让企业对这种为危机的出现做出充分的心理准备，“对日本给中国人们带来的巨大伤害和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大泽正彦的声明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但是难道他真的认为：已经被日本政府近期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中国民众的情绪，是一个简单的声明可以平息的？
虽然不能不说这种抵抗日货的情绪对日系手机市场失利也有影响，但是东芝黯然退出中国市场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要归结与本土化的程度不够。上世纪80年代日本品牌在中国普遍成为优质产品的代号，带来的在中国日本企业对公关的忽略，更缺乏能够整合媒体资源、关注中国民意的动态，从整合中国的社会资源，从全球的品牌战略河渠与市场的品牌策略的结合点来考虑的公共管理体系。在被美国判罚28亿元和车子中国市场的消息披露后，没有看到东芝有任何正面的公关举措或媒体的沟通来降低影响，或许东芝认为只是事实而不是需要公共专业来处理的危机。
政府、公关的成功让APP认为可以不顾舆论导向，绿色和平组织却并不像林业局这么好说话，相比APP对媒体沟通的失语，负案的黄宏生仍在积极努力的争取“话语权”。除此之外我们更欣喜地看到，另外两家本土企业在面对危机的处理上可圈可点，英特尔的一纸诉状，让名不见经的深圳东进名声大噪。
英特尔的陷阱取证没能在法庭上获得期待的结果，却陷自己于商业和道德的质疑，英特尔奇怪的低调让媒体上大张旗鼓的充斥东进的声音，而东进4月1日反诉英特尔垄断更戏剧化的让原告成了被告，在聚焦了公众的关注后东进掷地有声“中国高科技企业面对外国企业强大的知识产权壁垒，在强调自己自主知识产权与创新能力的同时，也要敢于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高调的反击无疑让东进成功的在危机中占据了舆论的主动。
“英特尔起诉东进，说不定也是给我们作了一个大广告”，李如江忧虑中的谈笑很快会变成现实，有多少人理解Intel头文件、NADK传统包到底是什么东西，“涉外没有审限”很可能很久都无法判定东进是否侵权，不知道英特尔诉讼的目的最终是否能实现，但从公关的视角来看，这场官司无需等到判决，东进已经赢了。
危机之后是反思，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却是危机之外，有效的公关手段能够化解企业面临的危机境况，却无法改企业在利益与公信、商业与道德、竞争与责任之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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