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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南’是纪录片的家，一个圆梦的地方。我们带这梦来到这里，并它讲给大家听。‘云之南’开放而自由，不排斥任何一种形式的纪录片，恶梦、美梦都可以拿来，而这正是纪录片所追求的。”参赛者周渔说除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两年前，第一届“云之南”为中国民间积聚的纪录片力量打开了释放的通路。而这界“云之南”的活跃和热烈，使得参与者对中国民间纪录片的发展更是满怀希冀。
多元而自由的主旨，使得各种观点在讨论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从细节到纪录片的艺术理论，会上会下的争论不休，甚至延续到酒吧里。
获得幻面奖的纪录片《男人》就引起了很大正义。该片记录了30多岁的男人的生活挫折，反映了当代人心灵中的崩溃。《男人》是诚实的，对所有的心理挣扎都没有回避，但是，《男人》又是黑色的，有着真实的呕吐的镜头，对男人们躺在床上谈性做了忠实的记录。该片作者胡新宇幽默地写道：“我是靠偷窥起家的人，一脉相承至今，我基本上已经把我和我家，以及我的朋友包括他们的家属出卖得差不多了。”
获得组委会提名奖的《风经》也受到了不同的评价。《风经》拍摄的是关于西藏快乐人生的故事。有人说拍摄者不真诚，将喇嘛拍得如此快乐和单纯。但是，一些外国观众认为，影片非常真实。
《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记述了山西某地农村妇女在二战期间受日军蹂躏而顽强奋争的故事。作者前后用了10年的时间。”从《盖》来看，中国民间纪录片的视野正在开阔。以前因为个人的力量小，难触及这样的历史题材。作者是以影像方式完成这部历史证言。”出身评为之一的张亚璇如此评价。但是，《盖》最终没能获奖。
民间纪录片个人化意识非常强
张亚璇认为，“云之南纪录片论坛”发掘并聚合了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活力，使它们拥有了实证的力量。
这样民间拍摄的纪录片主题非常丰富而新奇，从“隐秘的家族史到乡村、城市变迁，无论宏观的微观的，只要你想像得到的，民间纪录片都有涉及。凡是你能想像到的形式，他们都在尝试。”初审评委之一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吕新雨说。
纪录影片在精神气质上，和论坛开幕片蒋樾的《暴风骤雨》迥然不同，张亚璇把它们称为“最珍贵的草根精神”，自由而多元。那些不在依存于某个机构的自由拍摄者，“分布在足够广阔的地域，包容了无所不在的生活。由于好奇或偶然，或处于一种责任感，摄像机自始至终都沉浸于捕捉那些生活里的人物、行止，攫住了他们的呼吸。”
“在初选的过程中，评委们都很高兴，因为这些作品让我们感到民间纪录片创作的生命力，那是一种非常喜悦的感觉。我感到新的东西在生长出来。”张亚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中国的民间影像是非常宽泛的概念，近年来的发展中，既继承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有形式上的突破，创作队伍也非常的多元。”吕新雨很有感慨。“DV出现后，纪录片创作和电视台之间的关系，因为对及其的以来减少而便的松散了，这为拍摄的多元开拓了空间。”
随着，专业和业余拍摄水平的差异问题依然存在，但以不在重要。他们努力通过影像表达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看法，与社会对话，这使得他们变得举足轻重。而好与坏之间的固定的辨别标准也在活跃的意识前变得模糊。
吕新雨认为，第一代纪录片导演有着强烈的反叛意识。这一代则有着更强烈的要求表述。在表述的过程中，即使有不和谐，也不是有意的，他们之终于自己的感到和对社会的理解，不会为了反叛而反叛。
与上一届“云之南”较多的社会题材相比，这次更多是个性化的表达。“拍摄者深入日常生活之中，有着很强的自我分析的感觉。这使我们感到他们有很强的生命力。”郭净说。
谁是制造者、传播者，而谁做接受者
除了通过拍摄审视个人生活，纪录片的社会功能也是其另一重要的方面。
“云之南”的“社区单元”正好弥补了民间纪录片个人化的片面，成为“云之南”最优美丽的地方之一。
“谁拍、拍谁，怎么拍，拍了以后如何发表，如何使用，为谁使用，谁是影像的制造者、传播者、而谁做接受者，谁是导演谁是观众，谁到倒是谁当学生”是郭净一直思考的问题。他希望村民不要只是被动地观看，也要例如影像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于是，他把拍摄权交给村民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对村民的表达，而是要村民的自我表达。”
他回忆道：“我们开始的时候选了三个村子，请藏族村民自己拍。其中一位是50多岁的制陶老艺人，他拍完后我们帮他完全后期编辑。但是，马上有人指出他拍我们编是不可能符合拍摄者的鄙意的。于是，当我们第二次把摄像机交给这位老艺人后，我们选择了另一种编辑方式：他自己拍，拍完后我们又带了一台摄像机下去，两台互相编辑，他要哪段，我们之管加字幕。最终实现了他们自拍自编，片子完全可以代表他们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可以让村民“学习我们自己的传统”，当地文化不会在外来的强力下失色变形，因为和藏族村子语言、文字的不相同，影像便成了最后的沟通的手段。由村民自己拍摄，可以让他们完整地表达自己，完成对自己的教育。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沟通，也能很轻易地达到我们达不到的效果。
此次“云之南”纪录片讨论会上，以村民自拍片为内容的“社区单元”成了最活跃的地方。“大家都在看外面的人，看着陌生的人说着陌生的话做着陌生的事，而我们自然呢，要在电视里看到我们自己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我们突然间把我们这个村子，我们的天地，桃树梨树防盗电视屏幕上的时候，村民们就乐了。”《冰川》的拍摄者扎西尼玛说。
“云南有很多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比如：如何在全球化发展中保存自己的文化。纪录片把社会功能发挥出来了，是社会化和群体化的表达，发言者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一个社区，而且是弱势的没有发言机会的社区。”但是，郭净也有困惑：在村里，使用摄像机的毕竟是少数人，这少数人会不会成为有特权的一类，他们将怎么使用影像从而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对此，郭净抱着乐观的态度。
没有渠道和沟通很难进步
“通过举办‘云之南’我深刻感觉到，拥有真实的记录电影界对中国的电影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拍摄者很多，却没有渠道和观众交流，也很难进步。”参赛者之一黄文海说。
“现在我们的片子大多少也就是学校里酒吧里放放。如果在大众媒体播放，就会剪得很短，无法完整。而我们在跟外国人交流时，觉得他们对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有很深的文化隔阂。但作为创作者，我们还是最想表达中国人能感同身受的东西，表达我们自然生存体会。”
“可现在，做民间纪录片的人还是比较便边缘化，看片子的人少，能理解更少……其实，也不是没有观众，据说北师大曾办过一个纪录片展，历时一个星期，每天200张票，都是一下就没了。关键还是要好的平台。”黄文海又补充道。
“独立电影人一般不太注意和国家文化资源结合，其实国家事业单位自己也在寻找出路，可以重新地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政府主管的文化单位是很好的资源，问题在于怎么和民间的结合起来。我们对这种结合的尝试。”郭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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