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初，做了三年驻台北记者的叶鹏飞来到北京，接手回国的同事李慧玲的工作，担任新加坡《联合早报》驻京首席特派记者。初到北京，由于报纸的关注点主要在中国经济方面，叶先生参加了较多场商业发布会。但是他很快发现，作为一个经济发展蓬勃向上的大国的首都，北京的活动实在太多，信息量大得惊人，他有些忙不过来了。除了采访与新加坡有关的商业活动，他把重点放在了有关经济政策变动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联合早报》读者对中国财经新闻需求量的不断增大，他觉得参加这样的发布会很解渴……

    “站着问”还是“坐着问”

    谈到在中国参加政府新闻发布会的感受，叶鹏飞首先说：“我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下简称“国新办”）接触的过程中，感受到工作人员对推动建立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遗余力和热情，蛮感动的。”他还说：“ 我才来半年多，可能看法不够全面。我发表过这样一篇短评《站着问，坐着答》。”其中谈到据他观察，记者被点名后经常出现有趣的现象，如果是中国国内媒体机构的记者，几乎都会起立发问；如果是外国记者，则会坐着发问。他说：“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似乎在中国，记者和官员的社会地位是有差距的。而外交部显得相对平等，发言人站着回答，记者举手被点到后坐着就能提问。据说有新来的记者站着提问，外交部发言人会立即请他坐下再问。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大家习惯使然吧，很自然地就站着问。但我特别留意到，西方的记者还是习惯坐着问，包括我们和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这种差异耐人寻味。在我们的观念里，官员和记者在社会里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平等的。一方发布信息，一方报道、整理、传播给读者，没有高低之别。或许在中国，这些还在转变过程中。外交部的做法就很‘国际’。当然，在其他的一些场合，比如人民大会堂“两会”期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西方记者也会站起来提问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场面太大，不站起来摄像机捕捉不到提问镜头，一方面的原因是出于对一个大国的总理的尊重。”

    说起在中国采访印象深刻的事，叶鹏飞说：“在中国采访需要办太多太多的采访证。我们外国驻京记者到外交部登记注册后，会领到一个附照片的记者证，但只在外交部有用。到了国新办得再办证，去有关部委采访也要办不同的证。李敖的文化之旅在北京有三四天，八九场活动，和要全程采访李敖的北京行程的中国记者一样，我们也得办八九张不同颜色的采访证。现在中国政府强调公众知情权，应该持开放的观念，在制度的设计上便利记者。能否让我们在采访中凭记者证就‘一卡通行’呢？”

    “中国的新闻发布是超前的”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新加坡并没有类似于中国的由国新办提供平台发布新闻的制度。那么，新加坡的政府和媒体是如何沟通的呢？叶鹏飞介绍道：“新加坡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有它的发言人。有一个部原先叫文化部，现在叫新闻通讯及艺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Arts），代表政府负责新闻发布。通常是由该部派出官员到其他政府部门去充当新闻发言人，和媒体打交道。这是比较正式的渠道。他们虽然没有例行发布会，但可以说是24小时向媒体开放，记者可以随时打电话去询问。另外还有发布新闻稿的方式，以及国会制度：部长们要到国会去接受议员的质询，在回答议员问题的时候，就会透露出许多信息。记者也可以出席并进行报道。部长们经常下基层走动，很多商业活动和慈善活动也都喜欢邀请部长出席剪彩仪式、晚会等，媒体记者会利用这些机会围绕部长，就其所负责的事务、对政策的思考等提问。因此，在新加坡，政府官员和媒体的接触是相当频繁的，渠道也多，相对来说不是很需要由一个重要的机构提供平台，定期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的国新办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超前的，作为中央级机构提供一个很高很大的平台，邀请重要部门的重要负责人，在上面发布权威的信息，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这种作法很好。”

    某种程度上的“还债”

    当问及对于现在中国的新闻发布会和发言人制度有何感受和改进建议时，叶鹏飞是这样回答记者的——

    “我的想法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性观念：政府如何看待和媒体的关系？是合作伙伴还是对立面或其他的？我能理解为何从官员的角度出发，不能向记者透露太多信息。因为一个政策最终成形，需要一个过程，其间可能有不成熟的想法，有粗糙的成分。在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时，如果记者发现了政策的制定过程，提前曝光，会引起来自社会的强烈反弹，影响政策的制定，这正是官员的顾虑。官员是想在政策成形以后再公之于众。但这不是记者的考虑，我们就是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挖掘出更多的信息。因为角色的不同，各有各不同的考虑。这当然是游戏的规则。因此在发布会上官员和记者的互动有这种紧张。但我说的是更高层次，所谓伙伴关系。理清了这一关系，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这种观念来源于对大局的认识：即资讯的流通不止对国民有好处，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是有极大好处的。只有掌握了正确的资讯，政府才能作出正确的反应和决策。毕竟中国是如此大的一个国家，信息流通有扭曲或疏漏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如果借助其他渠道，如专业的记者查证、报道、分析，获得可靠的信息，对政府的正确反应和决策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我很积极地看待国新办培训新闻发言人时不单单注重技巧，也强调观念的转变。

    目前，国新办工作的一个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中国政府“还债”。因为历来在国际媒体的眼中，中国政府对于信息的控制是出了名的严格。到现在，还有很多所谓的国家机密和禁区。因为原来有一些累积下来的负面印象，现在中国政府要突然间改变整个思维和做法，就面临一个“欠债”问题：要怎样取信于国际媒体？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家都是抱着疑惑和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整个新闻发布过程的，在这一过程中做得够不够、快不快，都是很关键的。国新办所做工作的重大意义在于，要通过努力在国际社会中扭转这种负面的观感。然而由于信誉度不高，就好像你在银行的信誉不好，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你，或者你得付很高的利息，因此，这个工作相对来说是比较艰巨的。而一旦做成，意义重大。”

    “外交部的例行发布会最过瘾”

    让新加坡记者满意的发言人是怎样的？叶鹏飞说是“可遇不可求”，他说理想的境界是这样的——

    “遇到好的官员，既有能力又有把握，把回答问题的分寸拿捏得很好，不至于过度保守，一些可以公开的也不公开，这就让记者头疼，出席发布会花了两个小时，还有来回的车程，回去后却没有什么可写的。”

    他还说：“每个发言人都有可以让记者抱怨的地方。因为可能他的发言和答问很有技巧，但还是没有让记者要到想要的答案。但只要他不是在跟你打官腔，把他职责和权利义务范围之内的信息都透露给你，尽了他的责任，记者也不会太失望。发言人有没有沟通的诚意，两三个问题过后记者就能判断出来。有的虽然和气，但言语间透出官腔，也会被认为是在敷衍记者。有些官员不想回答问题时，自有他的技巧，比如就某一个问题可以答上二十分钟，把后面提问的时间就压缩了。其实很多内容都是背景性的相关信息，但不是很切要，记者不会感兴趣的。但这也是游戏的一部分吧。

    留意到我们较满意的发言人，有书面稿一般都不照念。当然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书面稿，因为它提供我们作报道的背景材料，而材料以外的东西，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提供给我们。但毕竟发布会就一个半小时多一点，记者又多，都抢着要问。外交部的例行发布会最过瘾，通常对提问时间没有限制，直到记者们完全没有问题问了才散会。所以那样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抱怨的，因为它已尽量地满足了记者的需求。当然外交部发布会和其他新闻发布会的性质不同，又是例行的，可以说媒体一次没有那么多的外交问题可以问。从国新办的角度讲，我们当然希望能有多一些的时间和机会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