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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做创新这是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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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子中国高级副总裁、中国研究院院长　朱骁洵　　嘉宾小传　　朱骁洵2014年加入西门子后，率领着西门子中国研究院400多名科学家推进西门子全球数字化技术与中国本土创新相结合。思考创新方向，是他当下最重要的工作使命；从商业的角度谈创新，则是他在职业生涯中清醒意识到并坚持的原则。　　1997年，朱骁洵以研究工程师的身份加入美国码捷公司，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精彩而卓有成绩。同时，他还是一位拥有250多项美国专利的多产发明家，被视为“在多个技术领域里进行创新的关键人物”。　　嘉宾主持李梓萌：谢谢戴维·霍尔先生的演讲。戴维·霍尔先生的演讲，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个词，一是“改变”，二是“崩塌”。身处大转折时代，包括个人、企业的思想方式都必须要改变，同时要打破原有的惯常思维，这需要我们具有未来的眼光，用创新的思维，去迎接新的未来。　　当然，在我们眺望未来的同时，也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集聚创新的持续力。提到持续创新，西门子为很多企业做了榜样，它既是工业4.0的先锋，也是不断创新的典范。接下来要演讲的是西门子中国高级副总裁朱骁洵博士，他同时也是西门子中国研究院院长。欢迎他！（全场鼓掌）　　做研发、做创新的人，对常态总是不满足的　　今天我想更多地从个人经历角度，以一个为跨国企业管理了很多年研发团队的职业经理人的视野，回顾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历，谈一下我对于在中国创新的一些认识。　　（幻灯片上出现一处建筑）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西门子北京中心，在北京望京，是一个标志性建筑。西门子在全球有30多万员工、很多办公地点，这可能是西门子在全球最现代化的一幢大楼。　　（幻灯片切换到苏州工业园区）而这是我的故乡，上海的朋友可能认得出来，这是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边上。苏州虽然是一个有着2500年历史的古城，但通过这张图片，我相信大家看到了苏州非常现代化的一面，就像刚才戴维·霍尔先生展示了陆家嘴25年的发展进程那样，在苏州工业园区也有这么一块非常有活力、变化非常快的宜居地。我每周基本上都是处于在北京和苏州两地来回奔波的状态，过着一种双城生活，试图在有价值的工作和有意义的生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我个人的感触是，也许只有在今天的中国，有这么发达的航空系统、高铁和高速公路，这样的生活才成为一种可能。　　1999年，我刚从美国回国的时候，当时西门子在望京还是一些比较低矮的楼房，整个望京也是比较空旷的。而苏州工业园区从刚才类似的视野看过去，你只看得到当时兴建的一幢海关大楼，其余的基本上都是湿地。　　1999年，我正在为一家美国企业工作，那是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我有一个使命就是回苏州建一个研发中心。在那个时候，大家的观念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听说我们要在中国建研发中心，很多投资者给我们的CEO打电话，威胁着要把公司的股票卖了，他们的观点是“你怎么可以疯狂到要在中国办研发，我们坚决不支持”。当然，我们还是顶住了这些压力。因为华尔街最终还是逐利的，当我们给他们解释我们准备在中国有这样一个投资计划，建工厂、搞研发，而工厂和工厂制造是紧密结合的这样一种关系时，所有的反对意见就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当时在这样的环境中做研发其实还是有挑战的。比如，在中国建一个团队，要去电子市场淘一些基本的原件配件来做一些研发的样品，但是很多平时在国外常见的配件都找不到，只能用行李箱从美国带过来。　　上世纪90年代末，从整体上来看，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研发指导方向是建立一个附属性的执行团队。当时中国更多的是吸引外资来做生产，研发往往是一个附加的团队，在全球的机制里面做一些附属性的工作。2003年10月，我在苏州建研发团队已经有4年了，当时我的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三个产品，这三个产品在第二年一月都会在纽约一个很大的展销会上展出。那是一个非常让人骄傲的时刻。与此同时，神州5号发射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刻，作为一个中国人，那更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这个时刻印证了中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后来，很多在中国的跨国企业纷纷扩大研发规模。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和类似神州5号这样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有相当大的关联。而当时我所在的那个美国公司也正因为前期在中国有了很好的铺垫、组建了一个很强的研发团队和生产基地，股票从几年前的3美元一股，一下子涨到了30美元。那些当时打电话威胁说要把股票卖掉的投资人，我希望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否则的话，他们会非常后悔。　　当然从今天来看，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大部分的跨国企业都提出了一些类似的战略。这个战略就是，我们在中国的研发一定能够服务于本地，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研发产品。还有一个更高的愿景，就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的产品做好了，这些产品必然有一天能够走向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反向创新”。　　举个例子，在全球西门子医疗事业部，我们每两台CT机当中就有一台是在上海南汇生产的，每三台核磁共振就有一台是在深圳制造的，而这些中国制造的机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本地研发工程师研发的。这就是一种与本地结合的创新。　　到了2013年，在神舟5号发射10年后，我国又发射了神舟六号、七号……，谁能说出来它已经发射到了几号？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已经到了神舟10号。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一件事情，不管它多么伟大，当它成为常态以后，关注度就开始下降。而我们这些做研发、做创新的人，对常态往往是不满足的。　　未来所有的设备可能都只是通讯设备　　现在是2015年，政府在讲新常态。从创新的角度来讲，或者说从我在西门子这么一家工业公司的角度来讲，下一步的创新意味着什么？结合政府最近提出的智能制造以及“互联网+”的战略，我相信接下来，包括很多不管是跨国公司还是中国的公司，都会有很多创新机会。这种创新的机会或者方式，是很难用几句话就能够解释清楚的。所以我想从一个局部切入，来引发大家的一些思考。大家可以见仁见智，看看这里面会有什么机会。　　就拿我们日常使用的设备来说，我小时候，电话是一种非常昂贵的设备，它是一个功能性设备，基本上只干一件事情，就是把声音从一端传到另一端。后来慢慢地，诺基亚手机出现了，当然它还只是一个电话。而当苹果做出iPhone的时候，它就有了很多变革。　　最初很多人觉得苹果手机的通话质量并不是很好，但通话质量不再是一部手机最重要的功能。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大家口袋里形形色色的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其实是一些通讯设备，通话只是功能之一，而且我相信对在场的大部分人来说，使用微信传递文本信息或者照片的频率远远高于通话的使用。在短短几十年中，电话这样一个功能性设备就变成了一个通讯设备，附带有通话功能。　　　　电脑演绎的是一个类似的故事。电脑最早是没有网络的，人们就是利用它处理一些文本，或者找一个打印机把写的东西打印出来。而今天你会发现，电脑离开了网络几乎什么都干不成。也就是说，这些原来单一功能性设备，慢慢正在向一个方向聚集，就是通讯设备。　　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我们平常看不见的东西，就是像西门子这样的工业公司制造的，比如说发电机，一个电厂的设备，它的输电怎么到你的家里，在这个大楼里的地下室，很多控制器是怎么样工作的。这些跟阀门、管道、蒸汽相关的设备，还不是一个通讯设备，它们大多数还停留在一个功能性设备的阶段。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大家对设备期望的改变，我们认为过去在电话、电脑上面发生的一些变革，会慢慢地渗透到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设备上，未来很有可能所有的设备都只是通讯设备，只不过他们附带的功能有所区别。　　也只有在中国这么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这样的创新才有机会尝试　　我在这里讲一个实例，就是我们在中国怎么样推动这一方面的应用来达到一个创新的目的。　　我们在珠海横琴特区和中国移动合作开发了一个基于云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传统的智能交通就是一个控制器，加上一些传感器，加上红绿灯，这些信号是由一个电脑控制的，它或多或少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当我们把这些控制器、这些红绿灯、这些传感器加上通讯功能，把这些数据直接从终端的设备上传到云端，会发生什么？在技术上需要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去做一个语意网，就是通过语言信息来描述一些数据，把不同设备传输出来的数据全部都放在云端，通过大数据的方式去处理。　　有了一个数据平台，在云里面去产生这些绩效评估，并且通过绩效评估来影响城市管理的策略，就成为非常方便的事情。　　还有就是它的拓展性，当我们的这个系统成为一个开放的数据平台，不再要求这些数据是用一根电线连到这个设备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们手里的移动电话、出租车上面的电话和GPS都成为这个系统的一个延伸，我们可以把出租车变成交通是不是阻塞的一个检测端，也可以把自行车共享的设备加进来，等等。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案例，也只有在中国这么一个快速发展、一个能够在25年当中建成陆家嘴的国家，这样的创新才有机会付诸实践。新常态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新常态就意味着在中国，像我们这样一些做创新的、乐于创新的人，可以趁着中国数字化的浪潮，做出很多了不起的事情。　　今天既然是书展的活动之一，最后我就想引用一下《双城记》里的开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我们前方有所有的东西，我们走的是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全场鼓掌）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