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坦国际STANCHINA

高立希顶着满头白发，走进华东师范大学逸夫楼的餐厅，他的手里拿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夹在书页间的一些即时贴露在外面。坐下后，他心不在焉地跟我聊着天，不时转过头看着门口的方向。他在等阎连科。

那本红皮书是阎连科的小说《受活》，是高立希目前正在翻译的一本书，他说书里的河南方言很难。75岁的高立希瘦高个儿，这天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式褂子，让人想到了胡兰成，虽然也说不上两人究竟相像在何处。高立希的中文表达能力极好——与大家想的不同，这在汉学家中并不是普遍的事情。

阎连科刚一坐定，高立希就翻开《受活》，指着做了记号的地方，两人低声交谈起来。其中一处，令阎连科沉吟半晌，说道：“这里恐怕是编辑改错了。”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说，高立希是中国小说最好的德文译者。眼前的高立希认真的样子，多少证明了这个判断并非不实的褒奖。

我跟高立希约好，采访定在第二天下午，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结束之后。

高立希说他来自柏林以南100公里的一座小城科特布斯。这是谦辞。科特布斯是勃兰登堡州第二大城市，位于柏林和德累斯顿正中间的位置。当科特布斯的足球队还在打“德甲”的时候，有一个叫邵佳一的中国球员曾在这里效力。

1957年，有一件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可以记上一笔的事件：第一本汉德字典在中国出版。这一年，一个叫乌尔里希·考茨（Ulrich　Kautz）的东德年轻人进入莱比锡大学翻译系，“当时我对中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本来想学英语和西班牙语，但他们说人招满了，问我别的语言愿不愿意学，我只能勉强答应，然后问我中文行不行，我说行吧，于是学英语和汉语。”老师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考立希。后来他发现中国人没有姓考的，就要求改成了高立希。这个名字到现在已经跟了他50年。

又过了好几年，高立希才见到那本汉德字典，他说，字典很薄，内容也不可靠。同样不可靠的，还有师资、教学条件。他的老师中有一位来自中国，但这位老师一点外语不会，上来就说中文，说不通就画画或者比手势。“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他比划了一个长条状，我们猜香蕉、猜黄瓜，结果答案是狗。你要早‘汪汪’几声我们不就知道了嘛。”

1961年，高立希毕业，“跟你们以前的统一分配制度一样，我们也是分配到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学习成绩不错的高立希，进入了外交部，虽然他并非统一社会党党员。“我一直没有入党。我这一辈子，有四次让我入党。第一次是刚进入外交部的时候，他们找我谈话，我说自己太年轻了。最后一次是1989年柏林墙快要倒塌的时候。那是在5月份，系里的党委书记跟我说，考茨先生，你是不是现在加入统一社会党，要是答应的话，保证到9月份就能提拔为正教授；我说现在我快50岁了，这个年纪太大了，用不着往上提教授。这是第四次。”

6个月之后，柏林墙拆除，两德走上了重归统一之路。历史再往前推28年，当这堵墙建起来的时候，它曾是促使高立希决定到中国工作的因素之一。

“我到东德驻中国使馆工作，也是挺奇怪的经历。那里本来有一个英语翻译，跟南斯拉夫使馆的外交官有了什么关系，南斯拉夫！铁托！阶级敌人啊，然后马上就被送回东德，马上要人代替她的工作。我一新来的，刚到外交部两个礼拜，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去中国工作，我说当然愿意，学汉语就是为了跟中国人打交道。那你两个星期后可以出发吗？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22岁，说走就能走。更何况，当时我特别想离开柏林。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修起来了，东柏林的气氛在我看来非常可怕，在北京安安静静，会舒服一些。”

高立希在北京呆了五年，中间回国结婚，太太也是翻译，两人曾经有过一次未成功的翻译合作，这是后话。“1963年她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老二还是在北京出生的。老大本来也要生在北京，因为我爱人生病，被迫回国，那个时候中国的医疗事业还不发达。”

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高立希回国。在首都机场，红卫兵围上来，他们大声喊着“打倒修正主义”，因为东德跟苏联在一起，“还象征性地给了我两个耳光，我吓死了。”高立希的正式身份并不是外交官，因为他不是党员，只能做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回国后，我的司长找我说，考茨先生（说到这里，高立希凑近一些，仿佛是为了强调接下来要说的话），他们没有用‘同志’这个称呼，这很有意思，入了党就喊‘同志’，司里面没有你的位置，我只能在工作岗位规划之外，暂时继续雇用你。我很着急，有两个孩子，在柏林还没有房子。”

高立希的一个朋友，原本在一所大学教英语，正好在这个时候，要调到另一所大学，他让我去顶替他的位置。“然后两位老教授对我进行了面试，也没有问我入党没入党，就同意我到他们那里工作。”

高立希在那儿教的是翻译班，班上的学员都是学两门外语，一门是英语，另一门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或俄语，当时东德的汉语专业已经停止了，直到1971年才恢复。高立希发现之后，于1973年到洪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直至1992年。

经济观察报：你是怎么开始文学翻译的？

高立希：我的一个好朋友准备出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集子，里面收录了王蒙、李准、欧阳山、邓友梅等人的短篇小说，那是1981年，他问我能不能翻译一两篇，我说可以试试。之前，我从来没做过文学翻译。我翻译的是王蒙的《风筝飘带》和李准的《芒果》。

经济观察报：你已经翻译了多少作品？

高立希：翻译过多少本？没有统计过。我跟葛浩文（HowardGoldblatt，美国知名汉学家——作者注）不一样（笑），没准确的数字，大概四十本不到，基本都是中篇和长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另外，还有现在依旧在重印的陆文夫的《美食家》，德国读者特别喜欢它。我原本不想翻译这本书，瑞士一家很有名的出版社找到我，后来发现，这个小说真不错，而且翻译的过程很愉悦，完全符合我个人的偏爱。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我来到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工作，负责高级口译培训班，那是1992年到1995年的事情。期间，我去了苏州，把刚出来的德文版送给陆文夫。他原来不太想见我，因为几个礼拜之前，有另一个德国汉学家马丁去找他，两人似乎不是太愉快，我不知道细节。所以，他对德国的汉学家印象不好。后来在他家吃饭，他太太做饭很好吃，我们俩吃了很多黄酒，从中午到晚上，一直在聊天，无所不谈。我们两个人经历差不多，他“文革”受到迫害；我在东德因为不是党员，一直不让我当教授，最后十年，到美因兹大学，才当上教授，之前一直是讲师。

经济观察报：你通过什么渠道关注中国文学？

高立希：我看的中国文学并不多，实在没有时间，有很多大陆、台湾的作家把作品直接寄给我，都希望我来做德语的翻译。我看书比中国人看得慢，另外还要看德语的新书——作为文学翻译，应该跟自己国家的文学随时保持很紧密的关系，要不然你的文本就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我还会看文学评论，另外就是朋友的推荐。

经济观察报：现在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模式？一般是出版社找上门还是自己主动选书？

高立希：一般都是出版社来找我，我不找工作。选书，首先我要自己喜欢。棉棉的《啦啦啦》，我肯定不会翻译。另外还要考虑时间问题。

这些年我翻译余华的作品比较多。1997年是《活着》，1999年是《许三观卖血记》，2009年《兄弟》，最近的是《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我特别喜欢他的《在细雨中呼喊》，但出版社就是不肯出，以后可能还是有希望出版。

此外，还有阎连科的两本——《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受活》年底交给出版社。

经济观察报：德语市场对这些书的反应怎么样？

高立希：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批评家觉得很精彩。我的儿子看完之后，跟我打电话说，爸爸，真想不到你还会说这样的脏话。阎连科的每本书都是一个特殊的风格，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说明他是一个很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作家。

很多朋友，包括我的编辑，都让我自己写点东西，我老跟他们说，我没有这个资格。阎连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没有你的想象力。

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是主宾国，比较重要的出版社都想出版一两本中国的文学作品，其中有我的三本译作，一个是皮皮的《所谓先生》，这本不太有名，但我觉得很有意思。

还有就是《兄弟》。有一个专门观察第三世界，也就是亚非拉美文学的机构，他们定期有一个单子，列出同时期最重要的翻译成德语的书籍，那会儿排第一的是《兄弟》，第七就是《所谓先生》，中间是来自其他语言的作品。我感到特别自豪。那一年，有200多种中文小说出版，好几个批评家说，从文学价值来讲，《丁庄梦》是最重要的，我完全同意。

《兄弟》卖的很好，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精装本到现在卖了2万多，平装本也有7000多册，在德译中文小说中，这是空前的。1989年，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卖出过1万册。在其他语言翻译成德语的作品中，这也是很少见的好成绩，一般来说外国文学作品在德国也就卖3000本左右。除了美国的作品，德国人对外国文学作品兴趣不大。美国那些作家很会讲故事，虽然从审美视觉看，文学价值也不是特别高。《兄弟》能卖得好，是因为比较通俗。余华的作品可读性很强，语言朴素，所以读者很容易接受。

我一直羡慕法国人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无论是出版规模和销量，都超过德国。那天听葛浩文说哪怕莫言得了诺贝尔奖，一本书在美国也就卖4000册，想想也是几亿人口的国家，再加上英国、印度也都是说英语的，这个真的有安慰到我（大笑）。

经济观察报：每个译者都绕不过去翻译的忠实问题，包括对葛浩文，也有一些批评。

高立希：不是说每个译者都应该采用同样的模式。我对于翻译忠实的理解是，不见得文本中的每一个字都应该有一个对应的德文。我会努力做到德语版对德国读者的影响，跟中文书对中国读者的影响一样。在翻译界，这叫功能等值。我会适当的加一些解释，但不是加注，加注这件事在小说里面最好避免。我会直接把解释放在文本里面，也不用括号，不让读者发现是我解释的。还有些时候，我会缩短一些片段，比如原文中介绍西方的某一个现象，用了很大的篇幅，但德国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种地方可以缩短。

对葛浩文的一个批评是，说他连译带编。顾彬对他的批评很严，我倒是可以理解葛浩文的动机。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在这次的研讨会上，指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对出版商的信任、作者的信任、读者的信任。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也经常说翻译的忠实是三重的——忠实于出版商、忠实于原文作者、忠实于读者。葛浩文可能过多强调忠实读者和出版商。这样做也有理由，比如来自出版商的压迫（说压力也对，但我有时候用“压迫”这个词），他们要求译者把某些片段删掉。

有这样一件事。我翻译王刚的《英格力士》。出版社读到了这本书的法文版，然后找我翻译成德文，但只给我六个月的时间。一开始，我觉得时间太紧张，后来一想，正好我的太太是法文翻译，她翻译的特别好，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我用中文版翻译第一章，她用法文版翻译第二章，以此类推，最后再统稿，统一语言风格。等她翻译完第二章，我一看，发现漏了很多东西，于是问她，是你故意的吗？她很生气，说一个字没漏。于是我们拿出法文版和中文版做对比，结果发现法文版里面把所有跟故事没有关系的部分，比如风景的描写啊，全部删掉了，就剩下了一个赤裸裸的故事。

在法国，这本书的销量是很好的。但我认为不能这样。我不说别人，我自己是不会这样做的，也不接受这样的处理方法。最后，《英格力士》还是我根据中文翻译的，没办法参考法文版，故事连不上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现在似乎有一个让文学走出去的焦虑。在这次的研讨会上，王安忆对这个议题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国家文化策略”。

高立希：通过财政对文学翻译资助，你们大概是学的台湾。我去台湾的时候，他们让我把这个办法介绍给德国的图书界。我算了算，那笔钱是远远不够的。文学翻译稿费很低，我在这次研讨会的报告中也提到这点（当高立希在这次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指出翻译稿费太低时，现场的中国翻译家们点头点得如鸡啄米一般——作者注），中国的资助标准高一些，但也不算太高。

要让德国人看到中国作家写的书，很大程度上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作家的写作不成熟，不礼貌地说，就是质量差（葛浩文在这次的研讨会上也指出，写作不能无视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公认的对小说的标准——作者注），当然也有一些突出的作家。一年出三四千本小说，总还是有几十个突出的，比如余华、阎连科、王安忆、毕飞宇、莫言、苏童，完全可以跟西方的优秀作家进行比较。以现在的质量，我觉得你使劲地推，也不能解决问题。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出版社没能及时发现那些优秀的中国作家和作品。所以，我们这样的翻译家，要来发现并推荐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第二个，同样重要的是，要把它转换成优秀的母语文本。有些汉学家学问做得好，但不见得是好的翻译。比如汉学家的母语自然会讲，但不见得文字有文学质量，词汇不够丰富，造句太普通。在德国，汉学家这个小圈子有一个歧视搞翻译的传统，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几十年前严重了，但还是存在的。过去有人问我，你从事哪一方面？是搞文学、搞经济还是搞历史？我说搞翻译。“哦，那除了翻译之外呢？”（大笑）

经济观察报：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曾经引起轩然大波。

高立希：两德合并之前，顾彬是西德人，我是东德人，我们之前是在1989年之后才有来往。我们算是比较熟，不能说太熟。他曾介绍我申请伯恩大学的一个教授席位，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成功。他对我很友好。关于他那个“垃圾论”，我记得2009年有个中国记者采访我，问起这个，我说我当然不能同意，我翻译的那些作家的作品都不是垃圾。那个记者就在报纸上说，著名的汉学家高立希说顾彬的“垃圾论”不对，弄得我很尴尬。

我后来跟顾彬谈到这个。我告诉他，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有些作家的确不太好，但你说的有点过分了。他说，你讲得对，我原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可能说到了“垃圾”，但这不是结论，只是闲聊的时候我用了这个词。后来他们就拿出来炒作。顾彬是做诗歌翻译的，那个领域我不敢涉足，因为我不是诗人。他认为，北岛、杨炼这些中国诗人的作品比小说家的值得翻译。这是专业角度的问题，我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他就是……嗯，关于顾彬，还是就讲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