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正直,没有那么难
 
 

——专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

 
 

史坦国际STANCHINA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译著多为欧美伦理学、政治学经典,包括 《沉思录》、《正义论》等;学术著作颇丰,其中《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获首届正则思想学术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和《选举社会及其终结》被季羡林先生称为 “非常精彩的书”。
要锋 摄



  采写/本报记者 刘璐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常以中文版《沉思录》译者的身份为人们所熟知,而作为一名写作和研究学者,几十年来他的“沉思”总是围绕着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道德”、“常识”、“信仰”和“底线”。

面对当前的道德困境,何怀宏更相信向善的力量,他提出缓解“道德焦虑”的路径是,让本有的良知在每个人的心中苏醒,围绕着道德的底线凝集共识。在他看来,对大多人来说,正直并不是那么难。



物质财富上的成功,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而心灵、德性上的成就,普通人通过努力也能达到

■奥勒留的书让我们明白,对人的评价并不应当主要看财富的多寡。

■我感到自己慢慢得到安慰,不是简单的、表层的安慰,而是直抵心灵的。



早在27年前,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何怀宏翻译了《沉思录》。这本曾被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奉为“枕边书”、“读了不下100遍”的著作,辑录的是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在戎马倥偬中随手记录的对于生命与道德的思考。面对记者,何怀宏讲起了当年翻译此书的心境与此后的人生感悟。



解放周末:最近一份“大学校长推荐书单”很受关注,您翻译的《沉思录》“榜上有名”。几年前,温家宝同志也曾热情推荐该书。在历经岁月尘封之后,《沉思录》所闪耀的德性光辉在今天并未褪色,依旧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您认为原因何在?

何怀宏:和古代不同,现代社会更崇尚经济成就、追求物质利益,但奥勒留的书让我们明白,对人的评价并不应当主要看财富的多寡。物质财富上的成功,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而心灵、德性上的成就,普通人通过努力也能达到。这一点在今天并没有失去意义,反而成为现代人更需要珍视的精神价值。

我的所有译著和著述中,《沉思录》是卖得最好的,出了多种版本,尤其是经温家宝总理推荐后,被多家出版社重印。不知实情的人甚至问我:“你翻译这本书是为了赶时髦吗?”他们不知道,其实这本书我早在27年前就翻译了。

解放周末:当年翻译《沉思录》,是出于什么样的机缘?

何怀宏:那是1987年初冬,我还在北京读研究生,突然接到了祖母去世的消息。在我的记忆中,祖母是那么善良、那么慈爱,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和她睡在一张床上长大的。后来我们自己有了孩子,带着孩子去看她,她会笑眯眯地把孩子领到床头,掀开被子,一看,是一窝刚出生的小鸡,那么可爱,孩子高兴得不得了。祖母对人很友爱,不管是亲人还是路人,只要人家有需要,都会倾其所能帮助别人。一杯热水,一个笑容,哪怕是自己也不多的东西,她都愿意给予。

得知噩耗,我立刻买了火车票赶回老家南昌。当时直达车票已经买不到了,只好在杭州转车,时间很紧,又不能出站,没有办法,我就从车厢底下爬过去。当我穿过最后一根铁轨时,起身用力过猛,把额头撞破了,流了血。就这样我带着伤口回到了家。我记得父母一看见我,就把我抱住了,哭成了泪人。祖母走的时候已92岁高龄,应该说父母是有心理准备的,但在那一刻,我发现他们突然间变得那么脆弱,那么像孩子。而我自己的内心也久久不能平复,不能接受祖母这样一个好人的离去。当时就很想找一本书来翻译,抚慰自己的心。

解放周末:为什么选择了《沉思录》?

何怀宏:作为学伦理学的,我对马可·奥勒留的思想很早就有所知晓,上世纪80年代初便接触到了这本书的部分原文,在内心陷于哀伤时,很自然地想到这本书,希望从书中寻求支撑。

解放周末:翻译这本书让您得到支撑了吗?

何怀宏:在翻译过程中,我感到自己慢慢获得了安慰。这种安慰不是简单的、表层的,而是直抵心灵的,它抚平了我心中的悲伤,使我的精神在书中文字的陪伴下、滋养中,慢慢强大起来。而这本书对我更长远的影响则是,它使我变得温和而坚定,它影响了我的人生。



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为一个富足的国家,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关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考验

■人性中永远有向善、向恶的两端存在,我相信向善的那一面一定超过向恶的那一面。

■我们不要对道德现状丧失信心。



在何怀宏看来,有两个标准可以判断一个社会的高下:其一是基本伦理,即底线伦理。比如这个社会能否随意剥夺别人的生命。其二是人们生活的意义、价值和追求。当然,必须先保证基本伦理,才能追求高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当今社会,何怀宏坦言社会道德受到了不少冲击,比如种种不公、物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盛行、精神文化相对萎缩。但与过去相比,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这是很可贵的。因为如果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准,人们就会在生存线上挣扎,社会道德必然受到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何怀宏认为今天的状况“不是很糟糕,只是很有挑战”。

解放周末:路遇摔倒的老人少人敢扶、言语不和便恶拳相向、杀同学害亲属的事件时有耳闻……很多人对今天的道德状况持悲观态度,感叹世风日下、今不如昔。您怎么看?

何怀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道德困境。每个时代都会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糟糕的时代”,每个时代也都会有人抱怨“礼崩乐坏”。这样的说法,当然可能有一些愤世嫉俗的成分,但更多反映出的是一种忧虑,是一种出于善良的愿望,希望让本时代的道德水准更高一些。

解放周末:这种抱怨本身,恰恰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家对道德是有所期待的。

何怀宏:或者说我们对人性还缺乏一种恰如其分的思考。人性中永远有向善、向恶的两端存在,我是相信向善的那一面一定超过向恶的那一面,哪怕只是稍稍超过一点。现实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无耻之徒毕竟只是少数,恶人很多时候还要伪装成善人,善还是占上风的。

因此,我不同意那种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救药的想法,绝对不是这样的,这个时代还是蛮有希望的。

解放周末:希望源自于什么?

何怀宏:从情感上,也许寄托于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你看到一个孩子掉到井里,本能地会想要去拉一把,至少绝对不会去推一把。从理性上看,因为这是生命,每个人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比较强烈的自我关怀。关键在于,不要让这种自我关怀变成自相残杀或互相拆台,而应该寻找到一个好的制度,让这种相对自利的程度不至于妨碍或者压制别人。更理想的,是有一种比较好的价值观,能够引导人们更加向善,不仅关心物质,也关心精神方面的东西。基于这两方面的保障,我认为我们不必对道德现状那么丧失信心。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不完整,但我们观察不同的时代,还是可以做一些相对的比较,有些时代的道德水平确实要比另外一些时代高,具体要看和什么年代相比。

解放周末:和您最初进行伦理学研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呢?

何怀宏:八十年代比现在更单纯,当然也没有今天这么多的诱惑。那时候人们更关心信仰,现在有些人没有信仰可能也活得心安理得。贫富差距也不是很大,人们比现在更有信心一些。如果从这些方面看,今天可能不如八十年代。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开始,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比如贫富的差别较为悬殊,道德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由此带来的某些问题,也是事实。

我们感觉今天好像比八十年代复杂了,纷繁了,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也更成熟了。现在恰恰是要经受考验的时候,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为一个富足的国家,从一个激荡过百年的国家向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转型,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关卡,必然要面对这些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必然要遇到的考验。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避免某些道德的弊病,或者说使道德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不至于太落后,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平衡,这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底线是客观的,如果可以随意降低的话,那就是弹簧,不叫底线了

■一种痛苦是:同样的悲剧重复出现,常常只是换了人物、时间和地点而已

■仅有底线思维是不够的,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底线的话,那么社会的道德水准就难以得到提升。



在何怀宏看来,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因此他从不把学术研究局限在象牙塔之内。前些年,他做过央视《道德观察》的策划,为报刊写过名为“底线伦理”的专栏时评。本性不喜抛头露面的他,这样做,无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重复常识,一遍又一遍。

解放周末:与很多研究型学者不同,您一直非常关注社会现实,一直试图探讨“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底线伦理学”。“底线伦理学”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何怀宏:底线伦理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它处理的是一些比较紧迫的时代和社会问题。在关注这些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我所感受到的一种痛苦是:同样的悲剧重复出现,常常只是换了人物、时间和地点而已。

解放周末:这个“底线”究竟应该设在哪里?

何怀宏:我觉得底线是客观的。如果可以随意降低的话,那就是弹簧,不叫底线了。底线伦理是一种最基本的全球伦理,比如不可杀人、盗窃、欺诈、强暴,这是从反面来说;从正面意义上看,还有对同胞不能冷漠无情,要有同情心,以合乎人道的方式对待人,等等。

解放周末:当然仅有底线思维是不够的,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底线的话,那么社会的道德水准就难以得到提升。

何怀宏:所以,在探讨社会道德的时候,把自己摆进去非常重要。当我们很愤怒地谴责别人的时候,是否应该想一想:如果我处在被谴责的地位,我会怎么做?这样想问题,也许会对别人宽容一点。对某些坏的行为,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对这个人,他(她)是处于各种复杂的处境和动机下的,一定要慎重评价。我觉得区分这一点很重要。

解放周末:与其谴责他人,不如从自己做起,活出生命的高度。

何怀宏:对,这是一种自我反省的能力。比如批评别人的时候,要把自己放进去一起反省,不能只看到别人的不好。能够反省,就有可能预警和纠错。

在我看来,缓解“道德焦虑”、解决道德底线问题的路径是,让一种自我反省的能力在我们的心中苏醒,从而发现本有的良知,即孟子所说的“求放逸之心”;让一种同情和理解的能力在我们的心里壮大成长;让一种对于底线伦理的常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正直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本性,但这种本性也容易被遮蔽,因此需要去唤醒

■会计的天职就应该是不做假账吧,但为什么“不做假账”会变成一个高标准,这不啻是对现实的一个讽刺。

■一个理想的环境能鼓励人向善,唤醒人心中的善意。



在谈到社会道德缺失的种种现状时,何怀宏一再强调“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他相信正直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本性,但这种本性也容易被遮蔽,因此需要以各种方式去唤醒。

他说,道德虽然不能代替法规、制度,但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有了基本的共识和共同的底线,人们才能温和、理性、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权益,也关心别人的权益,从而形成更加公正的环境和更加美好的生活。

解放周末:雨果说,“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是为人的常轨。”既然是“常轨”,正直就不应该是社会的稀缺品,可为什么现在人们会觉得做一个正直的人比较难?

何怀宏:有三种情况,会让人觉得“正直”很难:一是“横逆之来”,别人用很不公正的方式对待你,你就也想用不正当的手法去对待别人;二是“利诱之大”,很难抑制自己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极其诱人的利益;还有是“权位之重”,做这个事情太容易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贿赂的钱财可能就源源不断地来了。

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正直的。但是,现在有些不良社会风气,或者制度上不尽完善之处,令本来正常人都不难做到的一些事情,变得比较难。比如说,会计的天职就应该是不做假账吧,但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高标准,以至于朱镕基同志专门以“不做假账”给国家会计学院题词呢?这不啻是对现实的一个讽刺。并不是这些会计都是不正直的人,只是他(她)有时不得不这样做,这里有制度的问题、有社会风气的问题。

解放周末:所以,您强调人和事要分开。

何怀宏:我强调人和事要分开,不一定是一个人做了有违伦理的某件事,就说这个人是个坏人,因为这或许是受到了具体处境的影响。有些人爱揣测动机,而且是从尽量坏的方面揣测。我经常说“盯紧坏事,慎说坏人”,有人做了坏事,如说谎、伤人等行为,当然应该要盯紧;但是,对人的评价一定要慎重,并且不要轻易牵涉动机,因为动机是很复杂的,一个人的人格很难一下子就全盘论定。如果环境正常的话,对大部分人来讲,做一个正直的人是不难的。

解放周末:一个理想的环境能鼓励人向善,唤醒每个人心中的善意,让坚持正轨的人走得更远。

何怀宏: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一定是合乎道德或合乎正义的。正直就是正道而行,分清正当和不正当,做正当的事,不做不正当的事。经过这样的磨练,不仅是一个正直的人,还可能成为一个很高尚的人。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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