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派,并致力于让理论随中国的实践而发展
 
 

史坦国际STANCHINA

 
  担任过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先生,被认为是国际经济学界最有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是对中国经济决策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其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成败的经验,他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学者。但同时,林毅夫也是引起学术争议最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理论和观点,他的一些政策建议,在中国经济学界遭到不少反对的声音。尽管林毅夫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仍不能消除很多人对于他学术背后思想初衷的追问或质疑。而无论怎样,面对学界和舆论场,林毅夫所呈现的,始终是一位严肃又谦和的学者形象。

对于当下中国经济的路径走向,学术界观点纷呈,究竟谁是合乎实际的理论解析、冷静睿智的方法指引、清晰明确的意见主张?国内著名报人和财经评论家、《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辑水皮最近就这些问题与林毅夫先生进行了一次较深入的长谈。从认识论角度看,林毅夫的学术思想独树一帜,有异于国内经济学界广为接受的盛行于西方的理论和观点,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和实践过程似乎更贴近一些,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显得温和、可接受。林毅夫因此在中国经济学界孤独得很有道理,但林毅夫也因此不是国内经济学界的主流,他的观点、意见和主张独树一帜而一以贯之,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以中国经济的大量实证反思了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当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思潮已经产生了可观的影响,并在西方主流学界引起了关注和争论,“新结构经济学”被西方学界认为是继新自由主义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的流派。

本篇对话录共有10个部分:1.对标准经济理论的再辨析;2.对保护与补贴政策的再评价;3.对符合实际解决方案的再论证;4.对新自由主义的再批判;5.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再认识;6.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再思考;7.对全球经济下行原因的再分析;8.对国企改革路径的再判断;9.对投资拉动理论的再强调;10.对学术研究新方向的再引领。本报将分两期连载。

1.对标准经济理论的再辨析

水皮:相比人们熟悉的标准西方理论,你的经济学思想是否发生了某种转变?

林毅夫:自1988年以后我的观点前后还比较一致,20多年来,谈的问题不断增加,基本思路却还比较一以贯之。人们大概很少看到我一篇文章里有观点相冲突的地方,也很少看到我上一次讲话与下一次讲话,或前几年写的文章与现在写的文章有内部逻辑矛盾之处。但我也并非要刻意追求各种表述的一致性,然后去忽略一些问题。当然我运气比较好,1987年回国的时候,我与中国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认为中国问题很多,而国外发展那么好,一定有其道理。所以还是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以为把这个经读懂读通,拿到中国来,按照这本经,就可以指点江山。当时大家最想听到的就是所谓前沿思想,我也经常接受邀请去做这方面的介绍。

但对我而言,1988年是个很大的转变。那一年中国出现改革开放以后首次两位数的高通胀,在此之前,1985年,中国的通胀率是8%。除了这两次,中国此前基本没有通胀问题。解决通胀问题的办法,任何教科书或主流理论,都认为是提高利率,以提高投资的成本和增加储蓄减少当前消费的意愿。但当时中国所做的却是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手段来降低需求,造成很多在建工程变成半拉子工程。这在西方标准经济学理论来看,是很不理性的错误的政策选择,西方和国内许多学者也据此来批评中国政府。但如果因此说中国政府不理性,政策错误,那就没办法解释一个现象,即从1979年开始到1988年,中国经济已经有连续10年的高速增长,每年增长将近10%。如果说这是由于瞎猫碰到了死耗子,那么一年两年有可能碰对了,但持续10年都碰对了,这可能吗?可见中国政府一定是理性的。只有审时度势的理性政府,采取的政策才能够让经济连续10年高增长。

水皮:无论是否自觉,那样的治理整顿一定切合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吧?

林毅夫:对。这让我看到,了解中国问题不能照搬现有理论,必须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面对高通胀的时候,会采取砍投资砍项目的办法,而不是教科书上经典的提高利率的办法。其实在那以后,大概一通百通,我关注了很多问题,了解到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中国不按标准教科书的做法,却能保持经济奇迹式增长的原因,这些认识积累下来就形成了现在的新结构经济学。

水皮:你的这一学说主要抓住了怎样的逻辑?

林毅夫:所抓住的是我们国家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现实,在这样的国家中体制扭曲的特征和造成扭曲的原因。经济的转型,在中国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一定都是从以政府指导的计划经济和政府对市场的很多干预、扭曲为出发点,向着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在计划经济的时候,经济一定是内向型经济,计划经济的目的是用国家的力量去发展一些先进的、原本在国内不存在而需要从国外进口的产业,但是,资源有限,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应该进口的先进产业,则可以出口的产业得到的资源就少了,发展就会受到限制。那样必然进口少出口也少了,所以,转型前的经济必然是内向型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另一方面是要利用好国际国内的市场,所以进出口都会增加。但我们必须要弄清的问题是,为何改革开放前会有那么多的扭曲,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何不像当时主流观点所认为的最优改革路径那样一次性取消全部扭曲。

所有读经济学的人都会很容易得到一个认识,那就是有政府的干预扭曲一定有代价。一个代价是造成资源错配,从而效率低下;另一个代价是创造制度租金,有租金就会有寻租行为,就会有倒爷出现和贪污腐败。但是否要像“华盛顿共识”所说的那样,将这些扭曲都一次性全部取消掉?一般学者很容易赞同这种说法,因为现实当中确实有资源错配,有倒爷出现,也因此就会认为要全部取消扭曲,这样才会有好的资源配置,才不会有寻租腐败。所以,“华盛顿共识”很有说服力。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之所以能盛行,也就是因为它解释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时,似乎可以解释得很通。

水皮:有很多学者接受这种解释,并以此理论比照国内现状,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似乎也能开出些药方来,但这药方却是不对的。

林毅夫:当时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所以要转型,这样做天经地义。当时的看法是,如果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如果不一次性将所有扭曲都消除掉,就只会创造出更多的资源错配和更多的寻租行为。包括我十多年前与杨小凯争论的,也是这一点;他认为必须把扭曲一次性全部消除掉,建立一个在宪政基础上的完善的市场体系,然后再去发展经济,否则会因为无法避免国家机会主义的问题而导致经济崩溃。这个看法,理论上好像很清晰。西方经济学界历来有一个笑话,一个问题问5个经济学家会有6个不同的答案,而且谁也不能说服谁。但是,按当过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部长的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上的一个说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计划经济国家如何转型有一个出奇的共识,就是采取“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休克疗法。但这一主张的实际推行结果怎样?在上世纪9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确实按照这个方法进行转型以后,他们的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像现在出现在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现象,他们也存在并且更严重。

中国开始转型时为什么并未一次全部取消扭曲?1988年治理通胀问题时为何不提高利率,需要将其背后逻辑想清楚。为何当时要保持低利率不动?压低名义利率的目的是什么?我了解到是为了补贴大批的资本很密集的国有企业。1983年国企改革之前,国企的所有投资是由财政拨款,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也都由财政拨款,而且全国从国企到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就只有一本账。1983年开始推行财税金融改革,国企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贷款就要付利息,但当时中国是一个发展水平比非洲国家还低的发展中国家,资本极端短缺,照理说贷款利率水平应该比较高,因为资本或资金相对短缺。

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基本都在资本很密集的产业,违反了中国当时的比较优势。在一个完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与资本相对丰富、资金成本相对低的发达国家的相同企业比,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相对较高。所以我后来提出的概念是,这样的企业在那时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一定要有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1988年中国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如果按照标准经济学理论将利率提高,这些国企必然会由于成本太高而亏损,难于生存。但这些国企,能否让其垮台?基于两个原因,不能让其垮台。第一,它雇用了大量城市工人,他们若大量失业,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任何国家对此都不敢掉以轻心;第二,这些国企所在的产业与国防安全有关。毛主席说过,如果没有重工业就没有军事工业,没有军事工业中国就要挨打。所以,为了国防安全,也不能让这些国企垮台,而必须给予补贴。

2.对保护与补贴政策的再评价

水皮:这样从实际情况倒推,其背后原因就清晰显现。

林毅夫:所以,不管是为了社会稳定的原因,还是为了国防安全的原因,即使提高利率,仍必须继续补贴这些国企。如果不用金融抑制的低利率政策来暗补的话,那就必须财政明补。但如果财政明补,当时政府财政收入有限,在经济下行之时税收更不可能突然增加,财政给予补贴就会增加赤字,需要发票子来填补,货币增加了又会导致通胀加重。了解到这些逻辑就会发现,提高利率的结果仍是通胀而非抑制通胀。同时也会发现,保证国企生存是政府第一要务,因此,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社会的投资需求必须压低,那就很自然地要砍新投资、新项目。所以,这种从标准理论来看不理性的选择,其实是中国政府在当时的限制条件下的理性选择。

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上世纪70年代发展经济学中,有一种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得不好是由于存在压低利率的金融抑制所致。发展中国家确实普遍存在对金融的干预,用行政力量把利率压低,从而导致资金求大于供,需要用行政力量来配置金融资源。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这个理论把利率放开以后,反而经济波动更大、发展得更不好。

水皮:你的意思是,不光是中国政府,但凡发展中国家,都会有这种现象存在?

林毅夫: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的发展中国家都会采取压低利率的办法。这在印度叫重工业优先发展,在拉美叫进口替代。拉美原来出口的是自然资源产品,进口工业制品。当时的拉美政府认为,如果不断从发达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就可能会产生依赖,所以就开始自己生产工业制品,以替代过去的进口。无论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或是进口替代,其基本内涵都一样,都是要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补贴那些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都会进行金融抑制。而且,资本密集型产业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属国有。

对这些没有自生能力,必须给予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的企业是私有的时候好还是国有的时候好?很多人会认为是私有好,因为,如果做一个回归分析,就会发现国企效率比民企低,因此国企应改成民企。包括现在所谓国企的产权改革、私有化,或现在所谓的混合所有制等问题的讨论,都未深入到这个问题的实质,那些研究并没有看清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不同,私有企业通常是在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国有企业通常是在资本密集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即使私有化之后,其效率能否提高?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企,政府一定要保护和补贴。那就必须要问,究竟是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民营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

上世纪90年代,我与张维迎以及国际上不少经济学家就这个问题有过争论,当时他们提出的看法,即使到今天仍占据主流,认为国企问题的实质是产权问题。但我认为,讨论国企的问题,尤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要了解到当时中国是个资本极端短缺的低收入国家,直到2001年才跨进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但当时绝大多数大型国企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违反比较优势,也就意味着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一定要给予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不是明补就是暗补。

当时我引起争论的观点是:违反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会少于民营的时候。我的道理很简单:国企的厂长经理是国家雇员,当然会认为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而向国家要保护补贴,拿了保护补贴以后,当时没有八项规定,私自多吃一点是可能的,而多拿一点,只能偷偷的干,无论何时都是违法,因为那是贪污。但如果国企变成民企,民企不仅不会补贴国家,而且会以同样的理由说,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在这种情形下,民企向国家要的保护补贴越多,放入私自口袋里的越多,是天经地义。我在那时的这一推论,到现在已被大量的实证经验所证明。例如,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的许多实证研究发现,俄罗斯今天给予其八大重工业集团的补贴要比这些企业在国有的时候多。东欧国家还有中亚国家也有大量的经验证明,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企业在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很高,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更多。所以,从标准理论来看,好像保护补贴国企不对,应该要市场化经营,那就应该产权明晰,应该私有化,但那些认为私有产权非常重要的人,其实他们的推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企业有自生能力并且所有者与经营者都是同一个人的基础上,但这种企业只能是小微企业,并且所在的行业必须是符合比较优势。

水皮:你言下之意是,产权性质并不能决定效率是否必然优先?

林毅夫:效率在任何时候都要优先,但问题是,私营企业就一定能提高效率吗?如果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人,并且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则私营企业效率会比较高。但是,对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而且,是大型的,国家没有能力保护补贴许多这样的企业,它顶多是寡头垄断,但不会是完全自由竞争。在缺乏完全竞争的行业,企业的效率必然不高,缺乏自生能力需要补贴的企业,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反而会比在国有时高。

3.对符合实际解决方案的再论证

水皮:这是个证伪的过程,需要时间。俄罗斯、东欧的实践已可以证伪一些东西。你当时观念的形成过程,与很多主流经济学家不一样,你的理论与他们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有点孤独。

林毅夫:我想,大部分的人,当遇到某个问题的时候,是从现有的西方主流理论去寻求答案,而现有的理论似乎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讲得很清楚,但问题是这样的理论并不见得抓住发展中转型中国家问题背后真正的问题,像前面讨论的国有企业效率低的问题,主流理论认为公有制的效率必然低于私有制,但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如果不先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真的照着这些理论去做的话,结果比原来的情况更糟。

中国官方的基本政策主张,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经济学者,遇到问题也同样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果1988年按照标准理论提高利率,结果会怎样?

水皮:如果当时中国政府真的听取了标准理论学派的政策建议,那会怎样?中国为何能避免类似俄罗斯休克疗法那样的政策选择?

林毅夫:我觉得中国政府有实事求是的传统。

这里牵涉到一个笑话。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有一次到北大国发院来演讲,我问他,为何东亚经济搞得比拉美好?他以开玩笑的方式回答说,从拉美来美国读书的学生中,学经济的回去当部长,学工程的留在美国工作。而从东亚来美读书的学生中,学经济的留在美国教书,学工程的回去会当部长。我觉得他的话有一定道理。因为一个好的工程师,当面临问题的时候,会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可行方案、在这些方案中哪个最能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有很清晰的认识,而不是盲目照搬书本或理论。作为政府领导人,所追求的目标,一定是稳定与发展。要达到稳定与发展的目标,如果遇到问题,他要考虑有什么资源可用,在可用资源中哪些方案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在可行方案中,哪个最好。

水皮:工程师是不会讲究什么主义的,他要用很实际的办法解决问题。

林毅夫:但如果是经济学家,他可能首先考虑有什么理论可用,会拿理论来解决问题。但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与发达国家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不见得适用。比如我们刚才讨论的通胀问题,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因为国家战略的需要而形成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因此如果碰到通胀,总需求过多,就会提高利率以减少投资和消费来压减总需求,这是正确的做法。可如果在转型国家,这就未必是正确做法。如果真的按照提高利率的方式,让资源在市场上按照价格自由配置,导致的结果一定是为了把新增项目做下去,企业出高利获取资金,这可能导致现有的大型的、关系到国防和就业安全的国有企业拿不到资金,从而活不下去,而为了让这样的企业活下去,是不是又得发钞票给它?其结果不是又导致通胀率上升,通胀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但如果是一位工程师,他为了抑制通胀,为了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就会砍投资砍项目,砍那些不影响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的新增投资和项目,而不能砍国企。对国企也不能提高利率,否则国企就会亏本,亏本之后还必须由国家给予补贴,所以最终仍必须维持低利率。话说回来,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的思维。

经济学理论所反映的是,一个理性的人,当其面临问题需要做决策的时候,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要考虑在给定的预算约束和相对价格之下,可以有哪几种方案,以及哪个方案最能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问题时由于预算约束和相对价格可能不同,最优的选择也就可能不一样。这就是经济学的本质。后来我以和学生对话的方式写了一本经济学方法论的书《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专门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好的政府决策者的行为选择是和经济学的理论对决策者选择行为的假定是一致的。

发展中国家应用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时,其实是违反经济理论所假定的决策者的理性选择的,这是因为条件不一样,可选择的方案就不一样、相对价格也会不一样,最优选择也会不一样。那些工程师,因为没有受到现有经济理论的制约,反而会按照真正经济理论应有的思维来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

水皮:前两代中共高层领导中,学工程的居多,这是否与此有暗合?人们过去常说,中国是工程师治国。现在很多人猜测未来中国会否像美国那样是律师治国,由学法学的或学经济的来治国。但我们到现在也没看出这种猜测的合理性在哪里。

林毅夫:中国的官员普遍从基层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历练,不管学什么,会比较了解国情,比较实事求是。

水皮: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普遍不好,是否也和过度迷信西方主流理论有关?

林毅夫:从实际看,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追求国家现代化,希望能赶上发达国家。我们所看到的数据是,在近200个左右的发展中经济体,到2008年,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然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两个经济体,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13个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是石油生产国。西欧和周边国家差距原本不大,所以一步就跨过去了。还有5个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其中日本与中国香港及新加坡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按照指标来看已经迈过低收入门槛,算是中等收入。

由此可以得到一个规律,其他180多个经济体长期陷在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与过去比,他们好像有进步,但与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平均每年有2%的人均收入增长,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如果人均收入增长不能超过2%,则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没缩小。总结一下,结论是,基本上,我没有看到一个根据现有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而获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

无论是在发展或转型过程中表现好的国家,他们的主要政策从当时主流的理论来看是错误的政策。比如,现在少数几个赶上发达国家进入高收入的东亚经济体,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所推行的是什么政策?是出口导向政策,而当时主流理论所主张的则是进口替代政策,而且进口替代政策听上去一般人很难不被其逻辑所说服。比如要赶上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收入水平要与其一样高,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与其一样高,这就要求产业也必须与其一样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否则劳动生产力水平就难以在同一水平。所以就要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这样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上的差异。

4.对新自由主义的再批判

水皮:如果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就永远追不上发达国家。

林毅夫:对于当时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有比较优势、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是资源密集型产品,但当时的主流理论却建议他们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去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的资本密集产业。当年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则是走从出口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发展的道路,而且都是从发展中小企业开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大产业。但是主流理论认为,应该发展那种跟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的资本很密集的大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普遍靠市场发展不起这样的产业,就认为这是市场失灵的问题,所以应该由政府动员资源,直接配置到这样的产业中去。这样的思路与中国当年十年超英、十五年超美的思路是一样的。按照这样的主流理论制定和推行发展政策的国家,没有一个获得成功,经济表现都很差,通常开始时有几年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在资本和技术很密集的产业建立起来之后,经济反而出现停滞,危机不断。

水皮:为什么会这样?

林毅夫:因为违反了比较优势,不能形成竞争优势,而且是要建立整个产业体系,需要保护与补贴许多企业,可是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不断进行补贴,因此维持不了。

水皮:这等于与发达国家进行资本和技术很密集产业的正面竞争。

林毅夫:所以是以己之短去攻人之长。

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资金成本相对低,所以其资本和技术很密集产业的生产成本低。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资金的价格很高,发展资本和技术很密集产业的生产成本也因此很高,如果不是政府人为压低资金价格,这个产业体系就无法建立起来。而且,必须给予其垄断地位,因为即使建立起来了,其产品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所以,一系列的扭曲正是由此而来。但这个进口替代政策就是当时主流理论的主张,也是当时世界银行宣扬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这个政策。但这样做的国家最终没有一个取得成功。

当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推行的是传统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政策,在当时主流理论来看,发展这种传统的、技术很落后、规模很小的各种传统产业,怎么赶上发达国家?所以当时认为这种发展政策是错误政策。但现在少数几个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走的都是这条道路。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以“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加以解释。

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讲,产业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发达国家的产业之所以资本很密集,是因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因此其企业一定要进入到可以使用大量相对廉价的资本的产业,而且其所用的技术是能以相对廉价的资本替代相对昂贵的劳动技术,所以发展的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样生产成本就会相对低,就有竞争力。反观发展中国家,资本很密集的产业需要用很多的资本,但发展中国家却资本短缺,不是劳动力丰富,就是资源丰富,所以其生产成本低的产业一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是自然资源相对密集的产业,资本密集的产业的生产成本和发达国家比会相对高。

在要素禀赋中,自然资源是给定的不变条件,劳动力虽然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但其增加的速度有限,而且各国差异不大。最快的人口增速不会超过3%,即使与零增长的发达国家比,也不会超过3个百分点。但资本却可以快速积累。如何积累资本?资本是什么?资本是经济的剩余,在经济的生产中扣除掉各种成本,剩下的那部分,在单个企业叫做利润,从整个国家角度看叫做剩余。剩余当中,没被吃掉的那部分,作为下一期生产的投入,就变成了资本。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比发达国家要少,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是其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必须赶上发达国家,那就必须以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方式积累资本,那就要按照其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去发展产业,如此去发展产业一定最有竞争力,就可以占领最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企业的利润会最高,国家的剩余会最多。而且,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资本投资的效率会最高,就会有最大的剩余可以积累,积累的积极性会最高,这样,资本增加的速度会最快。资本增加了之后,产业结构就要升级,就要升级到资本相对更密集一些的产业。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之时有后发优势,因为是在国际的产业技术链之内的升级,不必再自己发明技术了,而发达国家则必须自己发明技术。在这种状况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就可以“小步快跑”,每一步看起来很小,但累积起来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真正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东亚经济体,所采取的政策当时被认为是错误政策,但它们成功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之前的赶超战略造成大量扭曲,继而造成大量的经济停滞和危机不断,所以开始转型。

当时,转型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赶不上发达国家,是因为有太多的政府失灵,因为政府对经济有太多干预。干预之后就造成资源错配,造成租金和寻租。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效率很差。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与发达国家一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也就是“华盛顿共识”所讲的私有化、市场化、政府退出。但推行这些改革举措的国家,都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了。

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称作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因为按照“华盛顿共识”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其实际经济增长率后来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低,危机发生的频率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高,其经济的绩效当然就更差。少数几个在转型当中实现了稳定与快速发展并且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经济体,比如中国、越南、柬埔寨,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最早开始这样做的毛里求斯,都是在转型中采取了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方式,即渐进的、双轨的方式。一方面对原来优先发展的产业继续给予保护补贴,也不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另一方面,放开对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准入。

水皮:你提到的这几个国家,是否都与其特定的社会制度有关,或者,是相对集权的国家?

林毅夫:也未必,毛里求斯是个民主国家。

水皮:对,这很有意思。

林毅夫:毛里求斯是个在印度洋中很小的岛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人口只有50万。上世纪六十年代摆脱法国殖民统治,开始推行西方多党制民主。在最初,毛里求斯也推行“进口替代”,但却推行不下去,因为其国内市场非常小。而要发展先进的大产业,国内市场很小,很不经济,也难以打开国际市场,因为其生产成本太高,推行的结果是效率非常低,就业成问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毛里求斯建立了一个加工出口区,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去招商引资,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没有配额的优势,将产品卖到欧美。在加工出口区里,一切扭曲和干预都被取消。但在加工出口区之外的产业或企业,都还是享受政府提供的保护补贴。这是标准的双轨制。毛里求斯的经济由此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现在已是非洲最成功的国家。但毛里求斯的这种双轨制在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

当时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是像中国那样的双轨制经济。但后来取得成功的新兴转型经济体,却都是采取了违背了主流理论的渐进的双轨制。因此,正如我一开始所说,主流理论有很大的说服力或迷惑力,因为主流理论基本上是一种理想模式下的理论,是假定没有扭曲、没有任何摩擦。但发展中国家都有很多扭曲。当有扭曲的时候,就一定要为扭曲付出代价。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很容易就认为,出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没有按照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去做。但这些理论没有考虑到扭曲存在的背后原因,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水皮:新自由主义理论为什么在学者中依然受到推崇?由此来看,你实际上是一位非主流学者。

林毅夫:主流与非主流永远都是相对的。今天的非主流将来也可能变成主流。其实,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和欧洲已经有许多学者对盛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只是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还是坚守着他们过去学到的理论,大学用的教科书也是过去新自由主义时代所编写的教科书,这些理论在说明有政府的干预扭曲就会有贪污腐败的问题上似乎很有说服力,而国内这些年贪污腐败确实有普遍化的倾向,但问题是这些理论并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本质,真按照这些理论去做,反而可能像前苏联和东欧那样出现更多的寻租腐败现象。所以,国有企业并非不需要改革,改革好的前提是解决国企的自生能力的问题,才能釜底抽薪地解决寻租腐败的问题。

水皮:但很奇怪,世界银行为什么会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前请你去任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以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从世界银行成立到2008年这60多年的时间里,如果去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摆脱世界贫困线的6.8亿人口数,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增加了。这表明它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成绩,从减贫效果看,世界有目共睹。在我之前,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都来自发达国家,他们基本都属于大师级学者。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负责发展理论与发展政策的研究。

世界银行是二战以后发展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发展理论是二战以后才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新的子学科。公认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他是世界银行成立以后发展研究部第一任主任,当时还没有设立首席经济学家这一职位。罗丹是发展理论的倡导者,当时,世界银行也是按照世界主流发展理论,即进口替代、结构主义等,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产业和建设基础设施。但这并没有解决这些国家的贫困问题。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三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这位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而著称的女学者,是新自由主义的旗手。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就是政府干预太多,所以发展中国家要解决发展问题就必须把所有的政府干预都取消掉。这就是当时的“华盛顿共识”。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银行的主要业务政策也是根据这一理论来制定。但经历了60多年,世界银行并没有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脱贫,而中国的脱贫效果为什么会这么好?所以他们请我去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水皮专访林毅夫:我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派,并致力于让理论随中国的实践而发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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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再认识
水皮:我们有时候看到或听到,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他们解决问题中总会被描绘成侵犯别国主权,强迫受援国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手术治疗,诸如此般的印象,你是否会有?

林毅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听美国财政部的话,而美国财政部实际上是听华尔街的话。在那次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后来危机爆发,又要这些国家进行财政紧缩,不准救助他们的企业,许多企业只能廉价拍卖给美国的投资者。

最近关于资本自由化的争论,我曾写文章加入讨论。我个人认为,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确实应该从发达国家引进资本。但资本却有不同形式。真正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外国直接投资通常都是投在其实体经济。而且,投资者为了盈利,通常会投到符合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实体经济,这对解决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问题有所帮助。并且,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资本所有者,也没有所谓还本付息的问题,而是从企业盈利中获得回报。这就不会出现短债长投的期限不配套或是还本付息时本币和外币的货币不配套的问题。这种外国资本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我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自由化。

资本账户开放的另一种形式是允许国内企业包括金融企业与实体企业到发达国家借款。发展中国家资本比较少,而发达国家资本比较多,资金价格比较低,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借款应该比较有利。但借款到发展中国家来做什么?如果是投资到出口导向型的实体经济,增加资本禀赋,加速产业升级,这好像是一件好事。但即使做出口导向的投资,也可能会面临几个问题。由于国际经济存在波动,很可能出口突然间减少,这样到了还本付息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缺乏外汇还不起借款的货币不配套的问题。这是韩国在1997年曾经面临的问题。韩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有资本项目管制,其企业不能到国外借款。进入九十年代,受国际上有关资本项目开放的思潮和压力的影响,开始允许韩国的大财团到国际上借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韩国企业发现自己还不起借款,韩国由此出现金融危机。

上述还算是较好的状况,因为很可能借到的钱多数实际进入的却是发展中国家的投机性行业,比如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等,造成经济短期繁荣,并产生泡沫。当泡沫破灭之后,就更还不起借款。这实际是泰国在1997年遇到的问题。

另一种开放形式是允许国际上的短期资本自由进出。但短期资本自由进出,基本上不会进到实体经济行业,而是会进到投机性行业,即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大量短期资金流入之后,造成经济短期繁荣和泡沫,并且导致货币升值,减少出口竞争力,实体经济受损。当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泡沫破灭时,金融危机随之发生。

水皮:你的基本判断是,中国还不到完全对外开放资本项目的时候。

林毅夫:金融自由化其实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才出现的理论,在那之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短期资本流动都有管制。那么为什么会在上世纪70年代中开始提倡金融自由化?是因为1973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如果美元与黄金不脱钩,即使是美国那样资本比较丰富的国家,如果短期资本大量外流,受黄金储备的限制,国内货币不能增发,就会造成其国内通货紧缩的压力。通货紧缩当然不好,所以要对资本外流实行管制。为什么1973年以后,金融自由化成为一种理论?是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即使有短期资本外流,货币发行不受黄金储备多少的影响,只需增发货币就行,就不会有通货紧缩的压力。

金融自由化,谁得到的好处最多?是华尔街的金融家,金融自由化允许华尔街的金融家一方面提高杠杆率,另一方面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权,将美元短期流动到国际上去套利。

对于金融自由化理论和政策的由来,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纪录长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有过很充分的揭示。片中通过大量访问,披露了华尔街金融家拿钱请美国哈佛大学等一些著名研究机构的学者做研究,来倡导金融自由化理论。这些金融自由化理论基本不分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而是把金融资本等同于实体资本;只强调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允许资本自由进出,有利资源配置。

水皮:看上去似乎理论上可以成立,效率高。

林毅夫:但问题是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实体资本的投资是长期的,而流动的金融资本是短期的,可能出现期限不配套;也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是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的,将来要还本付息时,可能出现货币不配套的问题。同时,短期资本流动还可能造成泡沫和货币升值,影响出口竞争力。

水皮:我一直感到困惑,美元是根据什么制定其整体发行量的?

林毅夫:现在没有,美联储现在的政策目标是通货膨胀率。

水皮:美联储可以自由印制货币?

林毅夫:它可以,因为美元不和黄金或其他实物挂钩,美联储的目标现在是维持通胀率,它只要降低利率,银行等金融机构就可以通过增加贷款来创造货币。当然,在出现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通货紧缩的情况时,美联储也可以直接向金融体系投放货币。

水皮:美元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货币。

林毅夫:是的。二战以后形成的布林顿森林体系,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在1973年之前,美元与黄金储备挂钩,美联储不能自由印制货币,之后就没有这个限制。

水皮:从这个角度看,美联储实际上要剪全世界其他各种货币的羊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林毅夫:当然。但做过头了也会给自身带来问题。比如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虽然其他发达国家受伤害更多,但伤人一百也自伤五十。

1973年以后形成金融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华尔街金融家。在2007年前,华尔街一些金融家的利润占美国所有企业利润的40%,所以美国才会出现“1%对99%”的运动,因为1%的人占有了40%的利润。

美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波动特别少,因为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国可以用增发货币来维持金融、经济稳定。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可以降低利息刺激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于是经济就会恢复比较平稳的增长。但这造成整个那一时期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频率比过去增高。当然,由于这种可能性,才会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联储连续降低利息,造成房地产泡沫和家庭消费的大幅增加,出现了从2003年以后美国经常账户的大量亏损,导致其后来的金融危机,这一点本身对美国也是不利的。

金融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华尔街金融家。华尔街金融家一方面支持理论界宣扬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华尔街的金融自由化理论随着华尔街与美国财政部的旋转门成为美国财政部的政策,美国财政部的几任部长都是来自华尔街的投行家。美国财政部就通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向全世界宣扬金融自由化的理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正是金融自由化造成的后果。当东亚一些国家经济泡沫破灭之时,美国为了保证本国金融家的利益,就要求这些国家廉价出售自己的银行资产,等等。这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问题的背景。

水皮:中国现在资本项目还是管制的,今后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中国加入SDR的进程会不会因此受到一点影响?

林毅夫:首先,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资本账户的短期资本自由流动并非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SDR)的先决条件,它只要求人民币可以自由使用。所谓自由使用是指在国际贸易中的经常项目中可以自由使用,人民币已经符合这个条件。IMF总裁拉加德在今年3月来华参加中国发展高峰论坛的时候就曾说,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并不是成为特别提款权的先决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先是倡导金融自由化的急先锋,但从2008年以后,认识已经改变。现在的主张是,当发达国家推行很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在必要时可对资本账户进行管理。

能够加入特别提款权,当然是好事,但它首先并不要求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化。另外,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比资本账户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更重要。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的货币别人愿不愿意接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别人如果觉得以人民币作为交易单位来记账会更方便,并且看好中国的发展,他就会接受,不见得一定要让短期资本可以自由进出。

水皮:前段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政府救市有所评论,希望中国政府尽快退出救市举措。很多人将其这一态度与SDR的表决相联系。你认为这中间是否有必然联系?

林毅夫:有很多对于这类联系的说法,但不见得很权威。当然,有人会利用中国救市作为反对中国加入SDR的理由。

6.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再思考

水皮:你怎么看中国近年来的金融改革的举措与进展?

林毅夫:我认为金融改革对我国很重要,但是,金融改革不仅是在股市直接融资的创新。金融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这非常重要,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这些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必须有金融的支持。

关于金融的支持,一般认为,发达国家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发达国家有很多金融创新,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依靠金融市场,中国国内容易形成这种观点,何况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西方现代金融理论谈的都是这些内容,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在推行这些理论。但是想想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活动主要在农村,加上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其中有的是制造业,有的是服务业。这些小农户、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等所在产业的技术、产品、市场都相对成熟,虽然也有风险,但风险主要在于经营者是否具有企业家才能。

发达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在世界前沿,无论技术创新或产业升级,都要自己发明技术,从事发明的时候所需要的投入非常多,并且风险非常大,成功的概率非常小。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金融需求和风险特性都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也有企业家经营才能的问题,但最大风险在于技术的研发能否取得突破,创新出来的产品市场需求是否很大。从各种资料来看,新技术的研发,99%没有任何成果,大概只有1%可以去申请专利,专利当中有市场价值的只占很小部分。这是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特性。如果没有新技术、新产品,发达国家就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就难以发展。要投入大量资金,又处在世界技术的前沿,风险比较大,那有办法大量筹集资金分散风险的就是所谓的股本融资、风险资本、天使资本。所以,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以及后来出现的纳斯达克、天使投资等,都非常适合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需要。

水皮:你言外之意,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套未必特别适用?

林毅夫:在发展中国家,能叫农民、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到股票市场去融资吗?基本无此可能,因为不配套。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够为那种资金需求相对少、风险主要集中于经营者是否有能力的农户及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安排的,还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地区性的金融机构,包括地区性的银行,这才有办法真正克服以企业家个人诚信和经营能力为主的风险,动员资本来支持他们的发展。

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是适合当前发展阶段特性的,能够给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金融机构严重不足。

水皮:对此是否可以理解成仅靠股市的活跃或泡沫,很难提供你刚才所说的金融支持?

林毅夫:所谓股市泡沫,意味着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只是在金融体系内循环。

水皮:你认为大家现在所说的所谓改革牛、转型牛,是否成立?

林毅夫:如果真是有改革,当然会有红利,但问题仍在于资金是否进入了实体经济。资金能进入实体经济的主要是IPO, IPO一年能有几家?中国等待融资的上千万家企业的资金需求怎么办?中国现在70%以上的就业、60%以上的产值,还是在农户及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它们的融资不能靠上市,不能靠股本融资,也不能靠公司债,但它们却最缺资金支持。

7.对全球经济下行原因的再分析

水皮: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之后,可能相对激活资本市场就会成为一种选项?

林毅夫:但仔细分析,经济下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三期叠加的问题,还是外部性的和周期性的因素?我认为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更多一些。道理很简单,世界上与中国同样发展程度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同一个时期,经济也都下行,而且下行幅度比中国大。不仅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的外向型经济体,比如韩国、新加坡,还有我们的中国台湾,经济都同样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也都比我们大。我们总不能因此说他们也面临三期叠加的问题。

中国确实有经济转型没到位的问题,有体制机制性的问题,也有结构性的问题,这不能否认,但外部性与周期性问题是更加根本的问题。否则,同一个时期世界上其他的新兴市场和外向型经济体怎会都与我们病得一样甚至比我们还厉害。

水皮:调整也有一个周期?

林毅夫:既然是外部性周期性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应该有反周期性的措施,就必须靠启动一些内需来克服外部性与周期性因素造成的冲击。

水皮:你是说存在逆向调控的可能?但会持续多长时间?

林毅夫:是有逆向调控的必要,而且可能会持续比较长时间。所有发达国家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停滞。现在时间已过去7年,10年的停滞是肯定的,可能会有超过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相对疲软期。

水皮:欧洲与美国都会这样吗?

林毅夫:是的。欧洲这种趋势更明显。美国虽然看上去好一点,但美联储为什么一直不敢提高利率?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通常会有一至两年的6%到7%的恢复性增长,因为在危机发生之初,有过多的失业,大家对未来预期不好,所以应该买的耐用消费品就不买,该换的就不换。但如果经济真正恢复,消费者就会补足原来这种抑制性消费,经济因此会有一段时间的超高速增长。美国到现在没有出现这种增长。美国失业率好像已经降到5.5%以下,与危机前相似,但劳动参与率仍然下降3个百分点。在美国,如果一个劳动者失掉工作并在一个月内不去找工作,他就算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就不在失业统计内。所以要真正了解美国就业市场状况,除了看失业率,还要看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低于危机前3个百分点,这表明并非劳动者不想就业,而是无业可就。因此,美国就业市场状况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依然不好,其根本原因在于,虽然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很明确,推行力度也比较大,但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还没推行,只是比欧洲国家好一点。因为美元是主要储备货币,并且是个统一的国家,货币政策比欧元区灵活。不过,美国现在实际的经济规模比其潜在经济规模至少低10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如果不发生危机,每年至少应该有3个百分点的增长,到去年应该比2007年至少增长21个百分点,但是在2014年时只比2007年增加了11个百分点。

水皮:发达国家调整期要长达10年以上,中国政府对此是否有思想准备?中国经济的调整期是否也会拉长?

林毅夫:中国政府知道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有不确定性。

所谓的调整有两个部分:一是应该从双轨制逐渐过渡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全面深化改革;一是应对来自外部的冲击以及反周期的措施。

如果经济发展速度好,改革的力度可以强一些。否则,改革措施中短期内能够增加需求的可以加速推行,抑制需求的或减少需求的就必须审时度势放慢步伐。此外,必要的政府宏观政策措施,也必须推行。

水皮:你的看法与大多数人真是不一样,很多人认为应该抓住时机用改革来促发展,尽可能推出一些改革的措施,希望短期内完成一个V字形反转。

林毅夫:如果确实能够提高消费、增加投资的改革措施,当然应该加速推行。但如果有些改革可能会压制消费或投资,那就应该审时度势。

水皮:这与你一贯的方法论相一致。你认为GDP下行会到什么时候?

林毅夫:我同意今年两会期间总理所说的“回旋余地大,可用措施多”。中国政府基本上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目标很明确,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但对于当前状况也要具体分析,如果经济下行压力大,必要的反周期的措施就会多,维持7%左右的增长应该没问题。

水皮:你刚才对于调整周期的分析,与你过去一直比较乐观的判断之间是否有些矛盾之处?

林毅夫:一点都不矛盾。我从来都是讲,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8%,但实际增长多少,要看现实的状况。现实的状况是,外需相对低,那就只能更多靠内需,因此增速要往下调一点。内需有投资与消费,我一向认为,还是投资更重要一些,因为只有投资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水平提高,消费就会增加。

我国在现阶段可以投资的领域非常多,即使现在有些产业有产能过剩,我们可以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可以继续完善,还有环境的治理改造和城市化。这些领域的投资无论社会回报还是经济回报都很高。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

发达国家遇到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不会拥有很多投资机会,因为其产业在全世界是最前沿,经济下行的时候一定是产能过剩,其在全世界最前沿的产业已经产能过剩了,下一个产业是什么?很难找到。即使能够找到一两个,也不足以拉动整体的经济。

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基本完备,无非是老了一点。但老一点的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建设新的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不一样。发达国家环境是好的,城市化已经完成。所以,发达国家遇到经济下行基本没辙。

中国的投资机会多,可用的政策手段也很多,最主要是中国财政状况相对好。财政累积的负债只占GDP的不到50%,属于世界最低水平的国家之一。还有民间储蓄和外汇储备都很多,这一点又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也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可能政府的财政状况差,民间储蓄率低,外汇储备不足,这样即使有好的投资机会也无法投资。

所以,把中国的有利因素用起来,维持7%左右的增长应该完全有可能。

水皮:你对于中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那种说法,是否觉得可能性不大?

林毅夫:那倒不是。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的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的速度没有发达国家快,这样收入差距就无法缩小,甚至可能拉大。为什么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速度比发达国家慢?这意味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比发达国家慢。但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照理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是没有利用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的差距对其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结果。反之,就没有中等收入陷阱。

从概率来讲,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是很高的,因为从二战后到2008年,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二战以后至少有七八十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所以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是百分之八九十。但是,只要政策对头,按比较优势发展,形成竞争优势,并利用好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更快速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那就不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了。

所以,不能简单看有多少比例的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政策作为对或是不对,才能决定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是否会掉入陷阱的概率。

水皮:如果考虑到一些社会因素和制度建设方面的因素,包括社保体系、户口户籍制度、农民问题、城镇化问题等,中国能否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林毅夫:这些的确都是问题,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面临问题更多,却怎么能够保持30多年9.7%的增长?回到之前问题的分析,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即使在制度环境很差的状况之下,也有可能不断快速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样就能够创造更多资源,就能够更多解决现有的问题。如果经济不发展,能用的资源少,很多问题就更难解决。

我们不能忽视现有的问题,但在解决现有问题时,还是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不是停下来解决问题。

8.对国企改革路径的再判断

水皮:现在有一种很浓烈的观望情绪,一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特别是中央政府强力反腐势头下,基层官员似乎没有以前那样的改革发展的动力,基本是“上面踩油门,中间挂空挡,下面踩刹车”,处在这种应付局面的状态。

林毅夫: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还是看指挥棒。过去是以GDP考核为主,对腐败相对可以容忍,那种状况之下,当然腐败现象就会有,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也挺高。将来经济发展仍是主要考核指标,不只是速度,还要比环境的质量,但却不允许腐败了,我想官员们也会是按照这个指挥棒走的。

水皮:会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林毅夫:会有一个转变过程。

水皮:过去十多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包括预算外收入来自于卖地,现在房地产进入调整期,一下子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少了一大块,这个比例估计在50%到70%左右,由此来看,即便地方再有积极性,手中的财力和可以应用的物力也是非常有限。所以大家关心国企改革渐渐进入混合制轨道,这与私有化不一样,但会不会混合制经济最后演变成在保证国有控股和国有资本增值的前提下,令国企改革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国有股减持?对国有股减持,地方政府很有积极性,因为可以补充过去十年卖地的缺失。你对此怎么看?

林毅夫:我一向的看法是国企改革要看其所在行业是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还是违反比较优势的具有垄断性的行业。如果是竞争性行业,则国有股减持是有道理的。因为是竞争性行业,那只要管理好,就应该盈利,而且竞争性行业的盈利应该是什么样的水平,市场都比较清楚。这种情形下,国有股容易定价。但如果是在违反比较优势的垄断性行业,则国有股的定价就很难。而且,如果是违反比较优势,就一定要有保护补贴。这种国有企业,如果是国有股减持,增加私营企业进入,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如果是在垄断性行业,利用垄断地位寻租的积极性也会更高。这其中,国企的问题到底是产权问题还是企业自生能力问题,要考虑清楚。

社会上普遍都认为是产权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国企改革有比产权更深层次的问题。从苏联、东欧、拉美乃至非洲的经验看,对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大企业的产权改革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普遍出现了效率没提高、补贴反而增加的情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很多大型国企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为符合比较优势。比如一些装备制造业,过去没有保护补贴确实活不了,但现在,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国际上已经很有竞争力。这类竞争性行业的国有股减持,可以通过将这个公司上市,将国有部分卖出,不就减持了吗?

9.对投资拉动理论的再强调

水皮:我的确是有强烈的感觉,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越来越跟大批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预判相反,跟所谓私有化的方向基本相反,倒是越来越符合你一向的基本判断。尤其是在现有高层领导之下,不会选择私有化方式。另外,你从世行回来之后,与你自己应有的影响力相比,似乎还没有你去世行任职前活跃,相对低调了。

林毅夫:这倒不见得,从世行回来以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声音似乎和西方主流的声音更一致。2012年我从世行回来发现,国内学界的主张是从投资拉动变成消费拉动,当然现在已开始有些转变。那时,在各种论坛上,我成了唯一主张不能放弃投资拉动的人。也许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但公开说的,大概也就只有我一个人。舆论几乎千篇一律认为中国的问题都是投资惹的祸,中国需要将过去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变为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我说还要保持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就成为全民公敌似的,受到舆论围攻批评。但在2008年之前,并没有这种现象。

水皮:但有的人当时确实认为你的观点落伍了。

林毅夫:国际上主张中国应该改为消费拉动的声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2003年,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加之时来的,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说的。

水皮:你一说来龙去脉,这个问题就明确了。

林毅夫:在2012年出的《从西潮到东风》这本书中,我对消费拉动理论的来龙去脉做过很详细的历史梳理,2003年以后,美国学界、国会和财政部把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说是由于中国储蓄和投资太多、消费不足造成的,认为由此造成的国际贸易不均衡是不可持续的,主张中国应该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国际货币基金也跟着这么说,受其影响,中国国内的学界和舆论界发出同样的声音,但却没有自己的分析。

水皮:很多政府官员当时也有类似的思维。

林毅夫:这可能跟当时美国人在谈判中施加很多压力有关。而且美国人一直站在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上,中国国内学界缺乏能够与美国学界平等争论的理论储备。

水皮:为什么不利用你在世行的经历包括你一以贯之的相对独立的思维,更大发挥理论上的作用?

林毅夫:在那之后,国际上已经转向我的理论。2009年2月我开始提出用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来解决发达国家跟国际的金融危机。现在整个国际经济学界的理论已经转向我的理论。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1月出的《国际经济展望》中都说,经济下行的时候,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最好机会。美国最主要的意见领袖劳伦斯·萨默斯现在也强调要用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帮助美国和世界走出危机。而这一理论是我2009年时提出,当时国际上很少人支持。

水皮:多少人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你在国内的声音就是不响。

林毅夫:不是不响,而是孤掌难鸣,很少人跟着这么说。

水皮:你的声音的确与你应有的影响力相比不够,也有不少人认为你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力和你应有的影响力相比不够。

林毅夫:作为学者,所能做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已,我从来没有要去追求影响力。

10.对学术研究新方向的再引领

水皮:你的独立性很强,是非主流学者。

林毅夫:我也没有刻意去追求主流或非主流,我只希望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现象,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从自己的了解来帮助别人了解。有位记者曾问我,为什么国内现在声音很大的学者,在国际上基本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是介绍国外现成的理论,而且有时候介绍国外理论是片面介绍,只是抓住原有理论体系当中的一点,据此批评国内这方面有问题,那方面有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确实有许多问题,这样的言论听起来很过瘾,但不能作为有创见性、严谨性的论文发表。

水皮:2009年《华夏时报》邀请克鲁格曼来华访问,当时在央视做了一期《对话》节目,有国内学者问克鲁格曼,为什么美国政府会这么救市?没有一本教科书上会这样写。克鲁格曼当时回答说,你真是位好学生。整个国家都要崩溃了,还要照书本上的理论去做吗?

林毅夫:美国的学术界也是不断地根据现实状况的变化提出新的理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很多学者把自己留学时读的那本书当作真经,没有考虑是否在国内适用的问题,而且,国外的经都已经变了,他却还信奉原来那本经。

必须声明的是,我是客观派,不是乐观派,也不是悲观派。大家都拿现有的根据发达国家理想条件下的理论去套,都觉得中国和这些理论所描述的理想状况相距甚远,问题很多,又不按这些理论所开的药方去解决问题,所以很悲观。很多问题我了解,也觉得需要有解决的办法,但必须要知道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如果不了解,可能会出现好心干坏事。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只看到扭曲会造成资源配置失衡、寻租、腐败,但对扭曲产生的原因没有准确的认识,苏东据此改革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绩效更差,寻租腐败的现象更为严重。

水皮:十多年前你研究中国农业问题时,我注意读过你的很多文章,觉得你有自己的研究方式,而且能够把中国问题说清楚。如果能够将其提升为一定高度的理论,如果中国经济转型问题能够以此理论解释得通,则未来能有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学者就应该是你。

林毅夫:你这个评论有两个命题。

第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发展为什么只有少数成功?这种少数的成功与多数失败背后的道理其实是相通的,将其因果逻辑揭示出来,应该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第二,这样的理论对认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帮助发展中国家做出正确的决策应该是有帮助的,经济学家应该这样,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至于能否获诺贝尔奖,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诺贝尔奖的评选是另外一种游戏规则。

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发出1500封信到全世界,收信人中包括北欧四国经济学领域的正教授,过去拿过诺贝尔奖的人,以及其他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请他们推荐获奖者。国内经常把推荐当作提名,这是不正确的。收到这1500封信的人,按照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说法,一半以上的人推荐自己,获得最多的人不到二十封推荐。这些推荐通常来自其学生,评选委员会成员再从获得最多推荐的5个人中仔细阅读他们的著作,最后才决定谁当选。通常要多次进入前五名,才会有机会。也就是说,因为一半是推荐自己的,中国经济学家要进入前五名,前提是要有五十个他所教的学生可以进入这1500人中。

水皮:中国现在能进入那1500名的有哪几个学者?

林毅夫:大概没几个。

为什么?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和概念去做研究,只能给现有的理论做注脚,根本就不会引领出学术研究的新方向,就不会成为那1500人里有影响力的学者。但是要根据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提出新的理论和概念,现在把持发达国家理论发表阵地的经济学家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并不了解,就会很难接受,这样的论文很难发表。

水皮:他们甚至都不太关心。

林毅夫:不太关心,他们关注的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且,有很多历史、背景、条件他们并不了解,在中国很重要的问题,在他们那边可能不重要,在他们那边重要的在中国可能不重要。如果为了发表,把发达国家认为重要但在发展中国家或转型中国家不重要的因素放入自己的研究模型里,就有问题,就不能得出真正重要的、能够解释、解决发展中国家现象的理论。所以,中国人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会是我这一代人,甚至不会是下一代人。作为学者不应该以得不得奖为考量,重要的是提出的理论是否真的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二十年前,《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我曾写过一篇祝贺文章,提出21世纪当中国变成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现象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时,中国会变成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会在中国辈出,对这个论断我现在还相信。
 
  来源:华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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