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

职务：总监 顾问

工作单位：史坦国际传媒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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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状况：

生于上饶市一个中医世家，幼时承父庭训，好古文，尚古风，慕先贤，并能用意大利语和俄语演唱专业歌曲，喜高谈阔论，偶而也显沉默寡言。他走路大摇大摆，得注意给他留出一定的空间。他说，"大自然造化出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但却有点想法的人，不是偶然，是历史的必然。"

江西上饶史誌记载，我家世代行医，到我父亲这辈为第四代。我没从父行医。（插话：你父亲失望吗？）不，倒是我有点失望。我正儿八经地跟父亲学过两年徒，背过《黄帝内经》等医典，采药制药我都在行，在行医的氛围中，我接触过三教九流,养成了我的贫民气质。在家时，我喜欢读古书，崇敬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人仁志士们，并有意模仿那些仗义豪侠，遇穷人来求医问药从不收钱。我先后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专业。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工作不久，有一天，来我们所搞建筑装修的师傅说了一句话。"人得干点事儿，人活着就得留下两个脚印。"这话使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问我自己的感觉？我从不把自己当个学者，我只是一个愿意思考，愿意对社会尽点职责的人。这是我对自己的基本估计和定位。那种纯粹书呆子似的，不能对社会文明程度产生任何影响的东西，我从来不把它们当回事儿。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能改造社会！当然！他们的思想就是一种能力。什么是知识份子？一些有志于改造社会的人仁志士，他们才称得上知识份子。光有知识的人那不是知识份子，这和我自己的定义不是一回事儿。知识份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担任着一定的历史使命，是社会的良知系统。没有这种社会良知系统，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要打折扣。善的东西减低了，恶的东西就会增多。

我的梦想也是我的理想。我正在寻找一种相应的形式，一个平台，把我们的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出去。理论研究仅为出几本书，那样影响范围太小，也太慢了。我想结合高科技传播手段，通过多渠道交流，让媒体高层与学界精英的思想成果交流碰撞，探讨媒介焦点与重大社会问题，以影响媒体的决策者，领导层和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从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我感觉国家在社科研究方面的投入还十分有限，但在这有限的资源里还有极大的浪费。你看，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社会科学院，每年出多少科研成果？又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思想成果是需要传播的。我现在做的就是要"克隆"对改造社会有益的思想。探索一条思想理论成果转化的路子。我策划的《中国传媒论坛》就是集媒介实际工作者，管理层和理论界，学术界为一体进行交流的一个尝试。这个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央电视台，国际知名大学，相关的研究机构和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组成。它以系列学术研讨会，丛书和网站等形式传播学界的成果。到目前为此，这个论坛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全国传媒伦理与社会发展"，"大众媒介与老龄化"两次学术研讨会，社会反响还不错。当然这不是凭我个人的能力，而是这项事业大家都在关注着。我在广播学院读书时，每周三次跑到北大去听伦理和哲学课。不过伦理学家没有我这种表达。我认为，伦理不光是道德，是度，是分寸，也是美与和谐。我也是个矛盾体。一方面喜欢伦理的和谐与分寸，另一方面却对自己个性的表达缺少分寸，包括我的生活方式也是没分寸的，时间在我这里常常被颠倒了。因为唱歌我也没少和人吵架。我喜欢声乐，它能给我带来一种极致的美。我专门跟名家上过声乐小课。我唱歌是很投入的。读书时，我经常在浴室里一唱一上午。"走廊歌手"也不好当，惹得学校把我赶到宿舍一楼去，让我住单间，我倒挺感谢的。以前我一醒来就想唱歌，现在不行了，不是情绪问题，是生命质量的下降。我的乐感很好，可我不识谱。帕瓦罗蒂也不识谱，他太伟大了。他是用生命在歌唱，用生命在喜欢一种东西。大俗大雅的东西我都喜欢。有人不喜欢我的美声，我也不会很难过。喜欢吃臭豆腐或西餐大菜，各人所爱而已。

我曾经想当医生，歌唱演员，电视编辑，最终我舍弃了这些兴趣。换一个地方工作也许我的物质生活会比现在的好。我不是对物质生活没有要求。我的要求很高。不过，我的大愉悦是寻找人仁志士的就世感觉，为社会的发展尽力，相信只要你的想法对社会进步有益，总会被接纳的。去年，我参与了奥运征集口号工作。"新北京，新奥运"就是我们从几万条申办口号中科学选定的。为此，我们进行过问卷调查，召开过中外专家研讨会。我为奥申的宣传工作提出的构想，其总目标就是达到让老外们投我们的票，让他们拍版，说"Yes"。我欣赏贫民与诗人气质的结合。毛主席在史书上有一句话：永远站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马克思也说过，打碎那些压迫人的一切锁链。这里面都充满了我欣赏的壮志豪情。

摘自2000年4月14日《环球时报》 陈阿湘文章《人生梦寻》